2001年，初访李存葆。我对他的印象：这是一位只愿意用作品说话的军旅作家。他不大愿意提及那部使其扬名天下的《高山下的花环》，尽管他的名字已与这部作品融为一体。

“花环”下的李存葆，没有不可企及的神秘和骄矜，更没有拒人千里的冷淡和漠然。或许，老乡的情分使我们更容易亲近，亦或许，他的作风就本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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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李存葆与谢晋（中）、冯牧（右）在一起。资料图片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1985年获第五届金鸡奖、第八届百花奖，图为李存葆（右）与王玉梅（梁三喜母亲的扮演者）合影。资料图片

评论家雷达的概括更为准确：在李存葆貌似粗糙的农民式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极为灵敏善感的心灵。对于苦难、自尊、道德、爱情以及人性的善恶，他的敏感程度常常使我们惊讶。

30多年前，李存葆是文学界瞩目的明星。那时，《高山下的花环》发表不久，全国就有近百家报刊全文转载，50余家剧团改编成各种剧目上演，各种媒体的评论文章近300多万字。作品更是被翻译成日、俄、英、法等十几种语言，美国嘉兰德出版公司出版的20本世界文学系列丛书中，《高山下的花环》名列第五。梁三喜、赵蒙生、靳开来这些栩栩如生的形象，至今令人难忘。

作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同班同学，在评论家朱向前的印象中，那时的李存葆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报纸的采访，刊物的索稿，大学文学社团的讲课邀请，电影厂或剧团的改编洽谈，接踵而来。

如此这般轮番轰炸，前赴后继，直弄到李存葆东躲西藏，以至于把几位大学室友干扰得够呛，替他推诿搪塞，不胜其烦。

时谓文学的“黄金时代”，莫此为甚。

从《高山下的花环》到《沂蒙九章》再到《大河遗梦》，一直到近年的《呼伦贝尔记忆》和《渐行渐远的滋味》，李存葆在创作过程中峰回路转，以空前的超越性、丰富性和开阔性，融入学者的哲理思辨。

“如果说过去他只把生活作为创作资源，那么现在他学会了把文本包括历史文本当作资源，遂使他的创作别有泂天。”（雷达语）

自1995年发表大散文《我为捕虎者说》至今，李存葆已发表100余万字的散文。这些散文每篇大都两三万字，长者达五万字。

李存葆的散文观是独立于文坛的。新时期以来，周作人、林语堂、张爱玲等闲适派散文重新风靡，许多作家学者都加入到记游怀旧、吟咏风月的性灵散文大军之中。而李存葆却独辟蹊径，以军人的情怀，将一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投入到文化大散文的写作之中——

“散文贵在真诚，散文必须与小农经济生发出的乌托邦意识绝缘。散文应避开无病呻吟的痛苦状，也应远离那种甜得令人发腻的小布尔乔亚的矫情……我们的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更应该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

30多年来，李存葆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何以从小说创作的巅峰时期转向大历史散文？他还写小说吗？

2016年1月15日，再访李存葆。

异彩

17岁那年，李存葆成为青岛驻军某部守备连指挥班的一名战士，学的是炮兵指挥，军里组织考核时，他的成绩是计算兵第一名。

一次偶然机会，团里举办通讯报道学习班，训练队原本是让一位能写会画的高中生参加。没想到开学当天，那人生病，队长只好让李存葆去顶替。

在学习班学了四天，李存葆写了三篇小稿，发表了两篇，其中《行军小憩》等几首诗歌引起讲课的新闻干事的关注，推荐发表在《青岛日报》《大众日报》上，另一篇也被青岛广播电台广播。这激发了当时并不特别偏爱文学的李存葆的创作热情。

从学习班回来，团政治处便通知李存葆“转行”。1967年，他被调到67军报道组。在那段理性晕眩的年月，眼见军图书馆的藏书即将付之一炬，李存葆用写稿获赠的数百枚像章“买通”了图书管理员，换得了古今中外名著400余册。

因为报道员可独居一室，于是李存葆有了“金屋藏书”的条件。莎士比亚、易卜生、雨果、契诃夫、叶赛宁、王实甫、曹雪芹……这些大师级的作品，把他带进了文学的圣殿。

1979年春，早已调到济南部队文工团工作的李存葆，以作家身份去云南前线作战部队采访。后来，又到广西参战部队生活。在那里，他和前线官兵一起生活了四个月，目睹了很多豪情悲壮的动人故事，官兵们的喜怒哀乐，时时刻刻都在激荡着他的心灵。

在前线，李存葆边采访边写作，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发表在报刊上。但是，他的心里一直酝酿着一部刻画英雄人物内心世界和表现部队人物内心矛盾的作品。

李存葆在采访时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从农村入伍的连队干部，他的家乡属贫困地区，因此生前欠下一笔数目不小的账。他和年轻的妻子感情极深，上战场前，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真诚地叮嘱，如果自己战死了，她要坚强地活下去，希望妻子和家人，要多想想国家的难处，不要向组织伸手，他欠的账可用抚恤金来还……

当时，部队的同志还没讲完，李存葆就已泪流满面。这就是后来小说及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一家的原型。

直到1982年，在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军事题材座谈会上，李存葆才将早已构思好的《高山下的花环》同《十月》编辑部编辑张守仁讲了。会议结束后，他没有回济南部队，而是在北京找了一处僻静之地安下身来，火速赶写，仅用半个多月就完成了全稿。

《高山下的花环》的文学史意义，不仅意味着军旅作家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意味着军旅文学创作新局面已经开始，更意味着以李存葆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作家的崛起。朱向前认为，《高山下的花环》为新时期之初的军旅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高山下的花环》通过对1979年云南前线一支尖刀连队战斗的曲折描写，将前方与后方、高层与基层、人民与军队、历史与现实有机地勾连起来，深刻地揭示了军队的现实矛盾和历史伤痛，令人振聋发聩。

小说发表后马上引起极大反响，并获得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第一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即连播，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花环”旋风。《小说月报》转载时，加印了80万本，《上海青年报》刊出了特刊，一次印了百万份，累计印数达1100万册。

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以《高山下的花环》书籍和人物为造型的彩车作为全国文艺界的唯一代表，驶过天安门广场。

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拿到改编权，谢晋辗转请了冯牧转达希望改编拍摄的愿望，并给李存葆拍了一封长达600余字的电报。而在接到恩师冯牧的信函和谢晋长长的电报后，李存葆没有丝毫犹豫，就把《高山下的花环》的改编权交给了上影厂。因为此前已经有了改编的话剧和电视剧，反响很好，有人怀疑再拍电影没有人看。谢晋拍着胸膛发誓：《高山下的花环》搞不出名堂，我谢晋今生永不再拍电影！

确定上影厂来拍摄后，陈荒煤和冯牧先后提出要求，保证影片质量，希望下功夫把剧本写好，力争在军事题材影片中有所突破。

陈荒煤还提出，电影的改编工作要以李存葆为主，建议再找一位富有经验的编剧合作。于是，就有了著名作家李凖的加入。

李存葆和李凖就小说改编电影剧本共同拟定了一个提纲，将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稍作了调整。改编方案定了之后，李存葆用二十天写出了一个电影版初稿，交给李凖去修改。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成功后，为了答谢上影厂领导和剧组的同仁，李存葆把编创剧本所得的2000多元稿费一分不留地全部拿出来为大家搞了一次聚餐。

熟悉李存葆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重情义的人。他感激冯牧对自己的帮助，否则，《高山下的花环》很可能夭折。此后，冯牧也一直关注李存葆的创作。

李存葆的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在全国第三届中篇小说评奖中再度夺魁，冯牧给予了热情的肯定。

冯牧去世后，李存葆写下《秋雨中的怀念》以表达自己的悲痛之情——

“尽管我预感到了这天终将到来，但想不到来得如此猝然。我在电话机旁呆坐了足有半个时辰。秋雨仍淅淅沥沥地下着，窗外一片岑寂，静得怕人。一个我无比亲近的恩师，一个文坛伯乐，一个蔼然长者，竟走得如此匆忙。无情的死神何其残忍，连让我再目睹老人一面的机缘都不赐予！伴着漫漫雨夜，我的心陷进无尽的痛苦之中。”

转向

如果说，当年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与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打破了军事文学长时间的沉默，标志着军事文学在新时期的集体登场，那么，《我为捕虎者说》则标志着李存葆在创作上的重大转折，他由此走向了大散文的创作。

谈及后来转向散文创作的原因，李存葆说，自己在部队文工团当过多年编导，写过两个大话剧。本来，他是喜欢编故事的，但是后来变得不大愿意了。

当今社会的复杂，一般的小说很难概括。近距离观察生活往往看不透，李存葆就试着先写点历史方面的散文。这样的写作能使他自己更自由一点，理智一点，过几年回过头来再编故事、写小说，也许效果会好些。

由小说到散文、由军事题材到历史文化散文的转向，李存葆并非出于一时激动，更不是休闲式的随意写写。他是严肃的、认真的，甚至有些沉重。

李存葆认为，最终印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伟大是她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心灵之树上结出的圣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心智果实的长期积累，而最能让骚人墨客思绪恣意飞驰的是散文。中国是散文的国度，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母亲。无论是记、传、书、礼、柬，还是疏、论、序、跋、碑，先人都留下了震古烁今的散文名篇。老庄是散文，《史记》是散文，《论语》是散文，《孟子》是散文。散文情感的触角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亲。

当然，李存葆并不认为散文比小说好写——

“不要认为喜了怒了怨了恨了惆怅了，都可以在散文中宣泄而不用担心被拒之门外，我从未感到散文是在灯下放一支轻曲、煮一杯咖啡之后，就可随意去做的事。散文是讲究气、韵、趣、味的。气可以是狂涛飞瀑，也可以是平湖静波，总是宜正不宜邪；韵可以是晨钟暮鼓，也可以是蝉噪虫鸣，总是宜雅不宜俗；趣可以是武松打虎，也可以是云中观月，总是宜高不宜低；味可以是海参鲍鱼，也可以是黄瓜土豆，总是宜淳厚不宜寡薄。”

评论家阎纲在评论中说：“李存葆的大散文读来汪洋恣肆，文采斐然。他集史、识、情、理于一身，驾上散文的车子穿越时空，气吞山河却游刃有余……是大胸襟、大手笔、大境界。”

评论家王干认为：“李存葆的大散文不只是在长度上的拓展，而是激情、知识、意境全方位的‘扩容’……尤其是他散文骨子里的壮美，是当代文学的稀有金属。”

李存葆说，写小说，每天能写七八千字，写散文每天最多只能写两千字。他的散文都是一句一句“抠”出来的。

有评论认为，写小说，李存葆应该算作第一个对军事现代化提出思考的作家，《高山下的花环》中就体现了这一点；而从《鲸殇》到《龙城遐想》，则可领略他对于人类生存意识的独到见解；写散文，他又充分发挥作为小说大家刻画故事的优点，把散文写得充满诗意又经读耐看。

《大王魂》《沂蒙九章》，都是建立在大量实证调查基础上的文学性“报告”。这些报告文学的成功直接影响了李存葆的散文创作。

有一次，李存葆到青岛部队和渔村采访，听到昔日“鲸鱼”经常出没而如今却行迹罕然。后来，他又在电视上看到鲸鱼集体自杀的图像，感到很忧虑，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生态平衡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在这种意识的促使下，他写成了一万八千字的《鲸殇》——

“人类真正的不幸，在于不懂得在珍惜自身的同时，也应该珍惜身外的一切生灵；不懂得自身生命的彩练原本与身外生命的霓虹连成一片。人之外任何生命的毁灭，不仅是兽的悲哀，更是人的悲剧。”

李存葆近期的散文《龙城遐想》，也是出于这样的忧虑。李存葆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人，要想生机勃勃，精神焕发，必须要同大自然亲密无间，必须从大自然那里感受到一种不可分割的友情。一旦大自然对人类失去了同情心和耐心，一旦大自然不再同我们进行和谐的交流，那么我们最终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当我们经济发展和生态失衡形成恶性互动的时候，恢复生态环境，就变得比国人切齿痛恨的权力腐败更加难以治理。

环境问题可从地球生命史和人类发展史中寻找出来某些答案——这是李存葆写《龙城遐想》的最初目的。当今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多恐龙专家，去痴迷地破译恐龙消亡的缘由，是因为他们隐隐感到，人类正面临着类似于恐龙灭亡时的一些前兆。如果人类仍执迷不悟，仍像现在这样无节制地虐待自然，破坏生态，人类的文明史还能再延续多长时间，这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

在近作《呼伦贝尔记忆》中，李存葆肯定了北魏冯氏借孝文帝名义下达的“均田令”等举措，她在如何对待“农田”这个事关国运的大课题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蓝本”与“参照本”。

李存葆尤其肯定了冯氏以华夏历史为殷鉴，亲自为北魏王室成员撰写了《劝戒歌》，告谕王室成员要自珍、自重、自廉、自律，守节不移，公忠体国，并将之定为皇室学馆的必读本。

李存葆说，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而他也用作品把历史文化散文的“大”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旋律

纵观李存葆的创作题材，不论是小说、报告文学还是散文，都是敏感的社会大题材、大制作，几乎没有书写自己个人性情的文字，他早期的小说，中期的报告文学以及近期的大散文都明显表现出了这一点：《高山下的花环》取材于对越自卫反击战，《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写“文革”历史带来的悲剧，《沂蒙九章》表现沂蒙山人对战争的忠贞与付出，《大王魂》展现革命老区在大变革中的历史阵痛与艰难跋涉，《大河遗梦》《最后的野象谷》《净土上的狼毒花》《绿色天书》等反思生态环境的破坏，《永难凋谢的罂粟花》《沂蒙匪事》追问人性恶化的历史与伤痛。

山东师大文学院王万森教授指出，李存葆是一位有着强烈历史使命感的作家。

李存葆认为，历史对文章的筛选极为苛刻。这种筛选越是严酷，对真正的文学家则越具吸引力。也许，我们罄毕生心力也难留下一篇为后人称道的文章，但我们仍会像苦行僧那样去跋涉，去探求，因为探求的过程也是美丽的。

梳理李存葆的近作，我们不难发现，他最关心的话题有两个，一是“自然生态”，二是“人性生态”。“自然生态”他用散文表达得多；“人性生态”则用小说诠释——

“近几年，我写的几篇东西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创作‘母体’展开的。《霍山探泉》，通过山西洪洞霍山下的一个泉子，谈人与水的关系，《绿色天书》《最后的野象谷》是写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和野象保护的，这些是讲‘自然生态’的；而以《金瓶梅》一书故事的发生地山东临清为由头，写的那篇近四万字的散文《永难凋谢的罂粟花》，则是通过重新解读《金瓶梅》，剖析明代中晚期人性生态为何大恶化的文字。”

李存葆说，自然生态和人性生态，对构建和谐社会都是重要话题。生态失衡必然导致社会失衡。人的欲望无边和地球的资源有限互为抵牾，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构成了永恒的差距。面对全球的生态失衡以及社会上的种种美与丑，作家没有理由不关心“自然生态”和“人性生态”。

多年来的几次采访，李存葆都尽量推辞。他说，作家不是社会活动家，文章不能靠炒作，还是想让自己静下心来写点东西。近几年，他除了读书便是写作，其他事情，在他看来都“没意思”。

李存葆读的书很杂，古今中外均有涉猎。他认为，在世界宗教文化中，论教义之深邃，构架之精致，卷帙之浩繁，佛教首屈一指，其空灵迷离的心理感受，极近艺术创作的审美经验，读一点对创作有好处。

李存葆戏称自己生性邋遢，不修边幅，友人们称之“连队司务长”。但是，每每赏画前洗手，却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李存葆对书画有着很高的鉴赏力。在领略“兰亭之会，竹林之欢”之余，他写了一本三十万字的《丹青十字架》，以及近二十万字的书画随笔。他认为，对于书画家而言，要摘取艺术王国里的皇冠，其难度不亚于铸山煮海。任何画坛巨子，必须要有他自己发现的“新大陆”，必须要有他个人独有的“艺术符号”，否则他就是一个“克隆”别人的工匠，一只附着于乔木上的攀藤。友情之于人生，有时像炼金术士所要寻找的那种“点金石”，有时又像诗家寻找的彩凤之翼、灵犀之明，同声则相应，同气自相求。只有能打动自己的艺术作品，他才会写一些。

李存葆认为，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军事文学的风骨，失去了风骨就失去了魅力。

当代文学何以有高原无高峰？什么是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作为军旅作家中的领军人物，李存葆有自己的思考——

“新时期以来，军旅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的领域里联手作战，剑锋所指，不断将当代军事文学从勃发推向鼎盛，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誉满文坛的力作。优秀小说的基本品格应是：感觉的敏锐，情感的丰沛，人物形象的丰满和心灵的丰富。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是寄托在阅读上的。军事文学能最大限度地展示人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又能在特定氛围中坦露人的各种情感。正因如此，才有那么多的读者钟情于军事文学。”

李存葆始终认为，英雄主义历来是人类文明和人的精神的主旋律之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始终是我国军事文学创作最绚丽夺目的“主题词”。这是由军事文学尤其是战争文学的特性所决定的。血与火的战争中，常常能把人生最严肃的命题，诸如国与家、群与己、誉与毁、理与欲、浮与沉、生与死，统统集中摆放在你的面前，让你做出抉择。

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人生的经历可以最大限度地浓缩在一起，爱与恨、喜与悲，无畏与恐惧、高尚与卑劣等人类的一切情感，也无一不在战争这一特定环境下被大大强化。这些情感，有的人在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生中都不见得能全部经历，而在战场上，人们只需要几天，甚至几小时几分钟就能全部体味。

正义的战争也常使人的情感在瞬间发生“核裂变”，而这些情感的“爆片”上，无不闪耀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泽。

意志和毅力是衡量人的灵魂的天平。自制力是人的美德的保障与支柱。一个没有自制力的人，很难实现有价值的人生。作为一支人民的军队，作为一个武装集团，它必然要求所有的成员具有超出常人的意志、毅力和自制力。即使在和平环境中，军队也须以铁的纪律和艰苦的磨炼，不断向人的意志、毅力和自制力的极限去挑战。军队是性格、爱好、见解不同的人们组成的集合体，但有一种比性格更强烈、比爱好更深刻、比见解更广泛的精神纽带，将这个集合体统一起来。人民军队，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征服环境；无论出现在何处，都能赢得人心。狂风突来，他们是汹涌澎湃的大海；暴雨骤至，他们是巍峨矗立的高山。

失却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这样的风骨，也便失却了军事文学的魅力。军事文学不能患“软骨病”，军事文学应该寻找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标本”，应该靠近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