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加强话语权的努力日益加强，前不久又提出加强国际社会的“制度性话语权”，显示了在全球治理、担负大国责任方面的决心和意志。

然而，美好的愿望需要实力的支撑，经济的“硬实力”并不代表规则制定和实施的“软实力”。其关键，在于人才。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21世纪的核心竞争是国际化人才的竞争。

国际化人才，指具有国际化意识和胸怀以及国际一流的知识结构，视野和能力达到国际化水准，在全球化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和争取主动的高层次人才。

很遗憾，国际化人才匮乏是中国面临的现状。中国尽管参与了许多国际组织，却很少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很难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这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缺少话语权。

不必和欧美相比，即便和近邻印度相比，中国也落后甚多。印度的国际化人才众多，在国际组织中的高管比例很高，在商业领域中同样强劲：2015年世界500强企业中，75名外籍CEO中印度占据10席，在外籍高级副总裁（SVP）中人多势众，比如说，微软CEO萨蒂亚·纳德拉和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都是印度人。

中国国际化人才匮乏，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全球治理大战略。笔者认为，其根本在于缺乏一套招募、培养、留住国际化人才的机制。

首先是招募机制僵化。和高考一考定终身一样，公务员也是一考定终身，考上就是铁饭碗。涉外系统招聘时，倾向于招聘外语好、听话的乖乖仔，然后以外事无小事的纪律加以培训。这导致思想敏锐、特立独行的年轻人很难进入涉外体系，而能挤破头进入的也很快“泯然众人矣”。这一体系的优势在于，有一大批办事认真、实操能力强的工作人员，但很难找出敢于决断、有创造力、有领导能力的高级干部，这让国际化人才的选拔陷入“蜀中无大将”的尴尬。

其次，这也和中国官员的晋升机制有关，晋升过程要么是领导安排，要么是论资排辈，缺乏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虽然有些单位实现竞聘上岗，但公开度、透明度不够，暗箱操作、私下勾兑太多。这和国际社会的公开竞争是不同的氛围。在此，笔者无意论证孰优孰劣，只是想表明，中国这种选拔机制出来的干部，很难适应国际组织和国际大公司的竞争体系。

再次，产学研之间的旋转门不够畅通。当下，不同部门官员之间调动频繁，国家机关和国企之间互通有无，偶尔也有学者客串一下进入官场，有人说这是中国的旋转门。

其实，不然。所谓“旋转门”，指的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的机制。“旋转门”机制可以被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由产业或民间部门进入政府，这主要是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入政府并担任要职。第二类是由政府进入私人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