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出现预算法律责任追责难的情况，部分原因在于新预算法实施只有一年半时间，政府职能体系和活动还有一个适应和配套过程。而从更深层面看，监督制约机制还没有完善，谁监督、谁执行、谁负责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是主因。比如，许多部门的预算项目由财政部门代为编制，而且相对粗糙，在审核环节难以发现问题，运行阶段发生问题也难以明确责任方。又如，政府性基金都需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范围，但各类政府性基金仍处于多头、分散管理状态，尚未完成统筹管理，这也加大了法律追责的难度，等等。

需要看到，尽管存在诸多阻碍，让新预算法起到“开前门、堵后门”的作用，充分发挥刚性法律约束功能在今天尤显迫切。这是因为，在新预算法为地方自主发债开闸后，一些地方有可能变相举债，导致债务模糊，从而增加经济运行风险。此外，由于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下降，不排除一些地方重新出现征收“过头税”的冲动，或重拾兴建楼堂馆所的旧思路，以求经济增长。这些都是新预算法明文禁止的。

让新预算法的法律责任设置不虚化，一方面需要强调程序正当性。人大是预算的审核机关，有明确的监管权。部门预算、政府采购预算不能绕道而行，脱离监管。在现在两会预算审核时间较短的情况下，对部门预算、政府采购预算的审核可以在人大日常会议期间进行。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强化预算监督机制的监管力度。将政府内部审计机制与人大审核机制衔接起来，有助于让新预算法起到刚性法律约束作用。当然，这也需要各级人大提高预算审核和监督水平。

新预算法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石之一，也是优化经济管理的重要制度。让相关法律责任设置转化为有效的监督机制，决定着财政制度和经济管理能否升级。就此而言，推进新预算法“落地”容不得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