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苏泽林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而3年前，他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苏泽林是四川资阳人，他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起步，做到了二级大法官。如今，他的身份从执法者变为了立法者。苏泽林说，两种不同的身份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他负责起草了《反家庭暴力法》，这部法律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对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这一热点，他又有哪些期待？

3月8日，华西都市报记者对苏泽林进行了专访。

关于反家暴法公权力介入家庭纠纷 尺度如何把握是焦点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苏泽林参与了《反家庭暴力法》的起草。

他透露，这部法律的制定相对比较顺利，审议两次便通过。其中争议较大的主要涉及“暴力”的界定范围，以及公权力介入家庭纠纷的尺度。

华西都市报：这部法律出台有什么曲折吗？

苏泽林：这部法律出台比较顺利，全国人大常委会两审就通过了。起草这部法律时，主要争议涉及到公权力和家庭私密性的关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又是一个高度私密的空间。公权力到底该不该干涉家庭事务、干涉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焦点。我们认为，人的基本权利不管在哪个空间都应该受法律保护，所以反对暴力没有公与私之分，反暴力是人类共同的认知。反暴力无禁区，因此这部法律也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

第二个焦点就是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的尺度可以有多大？我认为公权力介入要和解决家庭矛盾统一起来。公权力介入过多并非好事，有可能一介入这个家庭就破裂了。毕竟在中国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因此大家对尺度的把握有一些争议。

华西都市报：有人认为，夫妻一方冷落另一方也应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

苏泽林：什么叫家庭暴力？有人希望是宽泛的解释，包括人身、精神以及经济，提出了“冷暴力”这个概念，丈夫一个月不和妻子说话，把她晾在一边，或者说不给妻子必要的钱花，这算不算暴力？其实这些想法是好的，希望用更多的手段来保护家庭成员。但最终我们认为还是应紧扣“暴力”二字，不应将其过于宽泛化，所以反家暴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