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报销，他认为，现在一些社会科学的课题都沦为政绩工程，单位只看你拿到多少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然后再加倍奖励。这样致使有些学科每年经费都很多，但有的真正需要常做调查的学科，恰恰又没钱。

对张蕴岭的观点，李捷委员频频点头。他所在的求是杂志社就面临着尴尬。这次，中央推行事业单位的公车改革，基本是参照机关单位。但专业技术职称如何往行政级别上套，让李捷头疼了一把。请教人社部，回答是根据单位自己情况定，“我们没办法，就自己拟了一个报上去，不知能不能通过。”

李捷认为，现行的科研制度管理总体建立在防范和“卡”的基础上。“我赞成对官员要‘卡’，因为他们手里有行政权力，需要制约；但搞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权力？当然，我们要辅之以诚信制度体系。如果哪位学者出现公款私用，巧立名目，就降低他的信用度。”

对于科研管理这个词，刘白驹委员是有些想法的。“就是解决科研人员在经费或其它问题上的困惑嘛。”他再三斟酌，觉得换成 “科研服务”或“科研辅助”好一些。 他回顾，30年来，我国不乏很多好的经验做法。例如对某些人文学科来说，项目完成或接近完成后再资助更适合。

除了找发票、算钱外，现在科研人员的很多时间都用在给自己攒分、为别人打分上，因为考核体系如此。“这样评价不科学。哪个学者优秀、哪部著作好，通过学术研究中的评价和同行专家的使用和传播，大家心里很清楚。”

刘白驹认为，现在的评价体系还有一些误区，例如请外行进行综合性评价。从管理学理论来看，离被评价的对象越远越公正。但是搞社会学的评不了法学，法学也看不懂社会学，往往没法打分。

此外，王子豪、侯欣一、饶戈平等委员纷纷发言，就“明确智力报偿；鼓励政府、企事业单位购买科研成果，发挥社会科学服务决策、服务社会的作用；针对不同性质的研究工作，按照分类管理的原则，采取不同的资助办法；加强科研经费绩效考核，提高科研成果质量……”等话题提出建议。他们认为，应该尊重科研和学术规律，还科研和学术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