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了城市却冷落了农村

农民进城，带去了城市繁华，也让整个中国经济快步向前。但农民都走了，农村却萧条了。

“我给‘三农’设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农民是蛋黄，农业是蛋白，农村是蛋壳。蛋黄应该是有生命力的，但现在的鸡蛋，我觉得不太好。”在3月7日上午中共2组的小组讨论会上，周国富委员以鸡蛋为比喻的开场白，吸引了一些正低头思索并记录的委员们的抬头关注和善意微笑。

“大量年富力强的农民进城了，村里剩下的大都是老人、孩子。这造成了农村‘空心化’和农民老龄化问题严重。到农村去看看，新房子都建得很漂亮，却常年空置着。”操着浓厚浙江诸暨口音的周国富委员，正陈述着他看到的农村人口的窘迫现状。

城乡居民收入的显著差距，曾经一度促使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近年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然而，无论在中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偏大。

“城乡居民收入的合理差距是1.5：1。目前，我国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其他省区当中差距最小的是浙江，也达到了2.08:1。”同是中共界别的梁保华委员提出改革和推进农业的技术创新，增加务农收入，同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大农村金融创新力度，扩宽农民收入渠道。

“农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地，民俗、民居、方言文化等大都发源于农村，保护并弘扬乡土文化至关重要。”周国富委员提醒说，发展城镇化并不是要摒弃农村，教育、公共卫生、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可以覆盖到农村。“农民进城，并不见得是最好的出路。”

梁保华委员还向全国政协提出了自己的一点希望：“‘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我们全国政协委员很少有生活在村一级的，希望本届全国政协能将‘三农’列入学习讲座、调查研究、参政议政的重点课题中，让更多委员关注与‘农’有关的问题。”

而民盟界别的王东林委员则认为，城市化运动中，农村精壮人口单向流出和继之而来的文化流失、小农经济的终结，是传统农村“空心化”、“衰败化”的主要因由，而传统农民和留守人口不可能承担起“农村复兴”的重任。

大变局带来大改组，大改组才有大复兴。王东林委员指出，“农村复兴”需要“文化重构”，其中的关键都在于人。“但我们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运用强制手段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而需要我们去破解。”

王东林还提醒，新世纪“农村复兴”虽然可以借鉴历史上的“农村复兴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但同时还要吸取教训。要强调，我们今天“农村复兴”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践行的是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是与“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和“中国梦”高度一致的农村全面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