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国家文物局通过举办指导性案例遴选推介活动，发布了“2014-2015文物行政执法十大指导性案例”，这对推动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和执法机构主动作为、履职尽责，有着积极意义。这些入选案例在执法主体上包括了省、市、县三级文物行政部门和文物、文化市场等多种执法机构，颇具代表性。其中格外令人关注的是，遴选出的十大案例全部为法人违法案件，表明遏制法人违法是当前文物行政执法的重点。

法人违法案件是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在法人意志支配下以法人名义组织实施的违法行为。相对于个体犯罪来说，法人违法尤其是政府机关法人违法的破坏性极强，在行政指令和经济利益左右下，文化遗产经常会遭到毁灭性破坏。一些政府官员对破坏文物现象持漠视纵容态度，甚至直接干涉、阻挠文物执法，导致文物行政执法难度极大。

《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执法主体是各级文物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可执法无权、队伍薄弱、地位羸弱的现状，让基层文物执法难以到位。去年轰动全国的平武报恩寺建设控制地带内违法建设案件，在工程论证时就遭到当地文保人员的反对。在阻止未果的情况下，当地文保人员集体向国家文物局写了举报信，这才引起重视。但违法事实败露后，反映情况的文保人员有的被调离岗位，有的被停止职务。这显然不正常。

而近年来，很多地方都掀起了大规模“旧城改造”、“新区建设”的浪潮。当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二者发生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总倾向于经济先行。特别是出现法人违法案件，地方政府出面为破坏文物者说情现象时有发生。

实践证明，文物执法必须依靠各级政府的守法和依法，依靠文物部门与公安、司法机关的执法联动，才能凝聚执法合力。例如2014年陕西洛南县擅自迁移拆除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城隍庙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政府法人违法案件。陕西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最终商洛市纪委依法依纪分别给予商洛县县长、分管副县长等责任人员行政处分，就是种警示。

面对违法案件查处不应简单罚款“一罚了之”，就应强调行政处罚的完整性，通过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原址修复文物本体，拆除违法建筑物，恢复文物保护单位历史风貌，不仅让违法主体承担违法成本和整改责任，更体现以文物保护为核心的执法目标。同时，通过对重大文物违法案件坚持行政处罚、刑事调查和行政责任追究“一案三查”，针对一批地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进行行政追责，将一批涉嫌刑事犯罪的责任人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坚持行政处罚、责任追究、行刑衔接，才能产生惩戒与震慑的明显效果。

《文物保护法》第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文物保护，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确保文物安全。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遵守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其活动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面对当前文物安全的严峻形势，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法律尊严，竭尽全力保护文化遗产，必须敢于处理日益突出的法人违法事件，坚决依法办事，切实履行职责。

在此我还建议：通过国家法律，研究建立重大文物违法案件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在文物保护领域的责任，明确规定领导干部违反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追责规定，对于地方政府不履行文物保护法定义务，甚至法人违法破坏文物的违法违纪行为，应像环境保护、国土资源保护一样，严肃追究其政纪责任。（单霁翔 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