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博弈更为激烈，但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趋向平衡。当前，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各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将会更为激烈，利用原有规则促进我国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深刻改变。现有的全球治理格局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上，其特征是西方主导、大国协调。但随着新兴经济体发展步伐日益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普遍增强，必然会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前进。我国提出并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得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已显现出积极效果，这些都有利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保护和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科技能力比拼更趋白热化，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为后发国家实现赶超提供了窗口期。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各主要发达国家着手推进更高起点的“再工业化”；另一方面，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我国处于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境地，发展空间收窄。加之我国要素成本快速提高，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加，我们构筑在原有比较优势下的竞争能力正在发生改变。虽然我国现有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但历史发展经验表明，每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引起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的结构性变化，为后发国家提供有利的赶超窗口期。与前三次科技革命发生时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状况、制度条件都已大为改观，只要能顺利完成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我们就完全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领航者。

从国内看，虽然新常态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总体而言，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转换。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正在由原来加快发展速度的机遇转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正在由原来规模快速扩张的机遇转变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机遇。

增长速度换挡的同时发展方式加快转变。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速度换挡不可避免。要正确认识增速换挡现象，并不是经济发展速度高一点，形势就“好得很”，也不是经济发展速度下来一点，形势就“糟得很”。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诚然，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曾经在我国高速增长过程中发挥过很大作用，但现在支撑发展的条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再按照过去那种粗放型发展方式来做，是不可持续的。不抓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有一天会走进死胡同。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高级形态演进是客观要求，必须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更高水平的发展，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经的阶段，是发挥我国经济巨大潜能和强大优势的必然要求。

落后产能不断淘汰的同时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正在加快。从城乡结构来看，2015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6.1%，进入了城镇带动农村发展的新时期。从区域结构来看，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都在积极寻找比较优势实现稳步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以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进一步优化了区域发展格局。从产业结构来看，积极构建产业新体系，各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培育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快速上升，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升级趋势明显。从企业组织结构来看，大企业强小企业多的格局已经形成。当然，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当前我国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十三五”时期，我们必须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果断处置“僵尸企业”，坚定不移减少过剩产能。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坚定地干、大胆地干、扎实地干、精准地干、义无反顾地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