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趣味阅读”

学术周刊：结合您的自身经历，能否谈谈您喜欢怎样的阅读方式？怎样的书籍与阅读才能对社会、时代有意义、有价值？

贾宝兰：2012年我曾在全国政协做过一个关于如何读书的讲座，提出读书有三种方式，适合三种不同的人群：一是读经典的方式，一句一句读，反复读，反复理解，这适合专业研究人群；二是带着问题读，这适合有一定基础，或对某一问题有特殊兴趣的人群；三是趣味阅读，适合上班族。第一种是精读，第二种是选择性阅读，第三种是浏览。

回到我自己，按照谢泳说的职业阅读和趣味阅读来讲，除了前面说的职业阅读外，我的兴趣阅读也不少。对感兴趣的问题，我会把所有有关论述的书籍放到一起来看。这时，有的地方浏览，有的地方细读，逐渐了解、知道，最终找到答案。就拿我现在主持的《中国艺术时空》来说，我过去不明白中国古代的国画为什么叫文人画，为什么画面留白多，找书看啊，找书画人物背景。还有，跟专业人士聊。过去没有专职书画家，多是落寞文人，但前提他们不缺吃穿，且多是饱学之士，人文功底好，所以画面意境悠远，想象空间很大。等书画专业化，尤其商业化后，人们浮躁了，有些画自然不耐看了。

还有我看艺术史，先从最简单的看。看台湾佛光寺编辑的《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感受到宗教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但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不清楚，于是又是翻书，最后翻到宗教的起源部分。这种看书方式既是职业的，又是趣味的，我不是为写什么，就是想搞清楚为什么。有一次看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一位搞建筑的学者，怎么谈起雕塑？看完这本书我从建筑材料上找到了答案。于是把我能找到的他的书都拿来，关起门来看。从这本书中，我知道了营造法，不同时期营造法与文化的关系。这种读书方法适合编辑。

我有一个喜好，特别喜欢整理书柜，并不仅仅是把书籍摆放整齐，而是按照我当时感兴趣的问题对书籍进行重新分类。我喜欢循着年代、人物关系来阅读，这比较符合编辑的职业习惯，可以解惑。

因为职业使然，我一直在阅读，且不停地与人交流。我现在办艺术杂志，但没有扔掉人文学科甚至经济学科。因为到一定层次会发现，学科之间是相通的。任何人文艺术学科都离不开史，到了史的阶段，问题就解开了。

从16岁到现在，我在书里书外熏染了几十年，习惯了，也喜欢上了这种环境。但我也清楚，即使如此，我的知识结构仍然有很大缺陷，没有受过西学训练、专业的深度不够，等等。但这种熏陶我觉得自己更纯粹一些，作为一种文化工作者，我喜欢。

从源头深化全民阅读

学术周刊：您对当下提倡全民阅读有怎样的看法与思考？

贾宝兰：我想，阅读既然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就应该从小养成读书的习惯。读书可以使人明理。比如天津6岁“神童”李尚荣，读了许多开蒙读物，不仅认识许多字，还可以作诗，与古代曹植的七步成诗相比，这小女孩毫不逊色。关键在于，读书可以明事理。这就要抛弃功利化的教育。

儿童读物不少，关键家长要选对书，而且善于引导，让孩子轻松阅读。关于青少年阅读，目前面对一个问题———优秀的作品少。过去提倡十年磨一剑，现在多产学者一年可以出十几本，甚至几十本书。多数著作是文集，所谓文集就是讲演集，真正的学术专著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建立了“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奖”，就是通过鼓励严谨的原创著作，避免粗糙的书籍。但成效有限。我认为，现在纸质书刊的下滑，报刊质量本身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到新媒体上去。比如我们看学术书，就是要看纸质的，看电子版感觉不对，也不方便划。我一位人民出版社的同事，长期有病，需要先生照顾。在这种状况下，他的先生依然完成了《石涛传》，据说这本书是作者站着完成的。过去老学者的这种精神，现在年轻学者应该向他们学习，以创作出好的作品。

对于全民阅读，不能仅仅理解为多读一本书的问题，而是立足于使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根，根上解决了，就会有更多好作品出来，这个社会就会和谐许多，法治社会也会向前推进。

清楚地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出版繁荣，大家的求知欲很强，好的出版物层出不穷，一本新书上市动不动就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面对社会浮躁，我在《读书》时曾开辟一个栏目叫“重读经典”。经典著作常读常新，而且可以解决方法论问题。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曾代表民进中央就重视大师、学术泰斗全集的出版，并给予出版补贴提出过建议，现在好像建立了这方面基金，这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