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国际追逃网越织越密

　　为什么大多数“红通”嫌犯选择往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逃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尚未缔结引渡条约。

　　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追逃只能通过劝返、遣返、异地追诉等方式来实现。因此，一直以来，西方国家既是追逃追赃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不过，近年来，中国通过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反腐败合作，在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张非常强大的网络。

　　作为中美最重要的反腐败合作机制，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ＪＬＧ）反腐败工作组于２００５年成立，反腐败议题的重要性在中美合作框架内日益凸显。

　　去年９月，潜逃美国１４年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杨进军、邝婉芳相继被强制遣返回中国。杨进军不仅名列“百名红通”，还是“百名红通”头号嫌犯杨秀珠的胞弟。邝婉芳是震惊全国的中国银行“开平案”主犯之一许超凡的妻子，涉嫌共同贪污犯罪。这是美方首次向中方强制遣返“百名红通”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嫌疑人，在此成果背后是中美双方在ＪＬＧ机制下数年的艰苦努力。

　　除了中美ＪＬＧ机制外，中国正不断加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双边、多边合作，建立健全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此外，２０１４年，于北京召开的ＡＰＥＣ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

　　“国际协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积极协助，比如主动把嫌犯捉拿归案，送回本国；一种是消极协助，也即认可和默许延伸至其他国家境内的司法行为。”黄风分析认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大气候，是推动追逃追赃工作持续有效开展的重要助力。”

　　据悉，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也是不少外逃人员的选择地。百人红色通缉令发布后，一些被指可能逃往的周边国家纷纷表示，愿意配合中国的追逃追赃。泰国《星暹日报》特地把“百名红通”名单中可能潜逃至泰国的人员进行了专门统计，一共列出１１名嫌疑人，并在报纸的微信版发出了协助举报呼吁。

　　借助强大的正义之声，中央因势利导，各地乘胜追击，海外华侨华人也成为追逃的得力帮手。浙江省发挥海外华侨多的优势，请华侨华人协助寻找外逃人员下落。山东省通过驻外企业、中资机构做工作，争取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和侨领的支持，挤压外逃人员境外生存空间，迫使他们回国投案。

　　４全面推进追逃防逃并举

　　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蔡为日前接受采访表示，如果说２０１４年是追逃追赃工作的“启动年”，２０１５年是“提速换挡年”，那么２０１６年则是“全面推进和攻坚克难年”。

　　早在２０１４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便设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联合最高法、外交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形成了追逃追赃工作的整体合力。其中，省级追逃追赃协调机制的建立，成为“纵横联合”战略战术的重要一环。

　　此外，为摸清外逃人员底数，及时掌握外逃人员信息，中央纪委建立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信息管理系统”，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区市可通过此系统２４小时及时报告外逃人员信息。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追逃办多次召开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对追逃追赃工作和重点案件进行研究会商部署；市公安局、市检察院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因案施策，专人专管，制定具体方案；成员单位通力配合，开辟“绿色通道”，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好出国、换汇等手续，查找有关外逃人员信息；市卫计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积极协调，提供有力的医疗保障和语言翻译服务。

　　上下畅通、部门联通、内外贯通，这种态势为追逃追赃工作注入了“加速度”。

　　同时，北京市追逃办重点推动“追防一体化”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出国（境）信息的分析研判，强化对重点人员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另外，继续强化“两个意识”：“防逃”意识，各单位在立案或准备立案的同时，防逃措施及时准备跟进，做到立案与防逃同考虑、同部署、同安排；“报告”意识，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未经正常程序，私自出入国（境），都必须第一时间向市追逃办报告。

　　蔡为透露，今年中国拟开展“天网２０１６”行动，继续推动“猎狐２０１６”、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等专项行动的进程。此外，还将依托外逃人员管理系统，全面摸排外逃人员境外藏匿地，再集中公布一批外逃人员“红通”名单。

　　“要以铁一般的政治担当，持之以恒、紧锣密鼓地开展追逃追赃工作，‘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坚决把腐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蔡为表示。

　　本版制图：潘旭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