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去要饭，也不会再让孩子进大院。”提到女儿的未来，她忽然提高了音量，“我和才力的例子还不够吗？”

她想让女儿“过正常人的生活”。她给女儿在技校报了名，打算让女儿当营养师，“要有门自己的手艺”。

有时在电视剧里看到活蹦乱跳的年轻人，她会突然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年轻过。

“15岁进体校，到25岁退役，这10年就像空白一样，我一下穿越了。”刘成菊说。

唯一能提醒自己曾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东西，是一座花瓶形状的奖杯。在1994年亚运会预选赛中，刘成菊获得了全国冠军。这本该是她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台阶，却最终成为她在举重事业上戛然而止的巅峰——为了“给年轻人更多机会”，她听从教练安排把参加亚运会的资格让给了队友。

在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刘成菊曾托人拍卖奖杯，人家说“最多2000元”，她又不舍得卖。现在连她自己都记不清奖杯躺在哪个角落里了，对她来说，那只是一个“没人要的塑料瓶”。

“看起来有点搞笑，现在不知道压在哪个帆布包里。”女儿笑着比画出奖杯的样子说。

常年举重留下的另一样东西，是肥胖的身体。母女俩一起出去逛街时总会被人嘲笑。站在衣服摊前，老板会斜眼看着她们说：“不用看了，没你们穿的。”有时去买化妆品，店员会反问她：“你还用化妆品？”

女儿也经常被其他小孩儿欺负，被同学叫做“死胖子”。

后来，刘成菊在自己的左臂纹上了一只蝎子，还特意用美瞳把眼珠点成红色。她把自己的长发剪掉，换成男人一样的平头。她还学会了抽烟，到现在牙齿都已经熏成黑色。

“我就是要让别人害怕我。”刘成菊瞪大眼睛，吐出一口烟说。

这种造型一直保持到现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她都不符合这个社会对“美女”的定义。坐在小马扎上，还在喘着粗气的刘成菊听到记者说自己的胳膊晒出了明显的黑白分界线，她马上起身走到镜子前，仔细端详一番，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之前不是这样子的，谁知道现在这么不经晒。”

她喜欢穿深色的衣服，一部粉色手机成了身上唯一的亮色。

才力死后，刘成菊与昔日的队友也逐渐拉开了距离。她的好朋友屈指可数：两个黑车司机、一个丧夫的女人、还有一对残疾夫妇。这次搬家，其中开“黑车”的王师傅，免费帮她把家当从沈阳运到抚顺，再一件件扛到六楼。

“她一个国家级运动员现在变成这样，太可怜了，能帮就帮她一下。”王师傅说。

尽管已经与大院断绝了联系，但每到生活无法维持的时候，刘成菊还是会去“大院”找领导。她始终想不通，才力和自己都为大院、为国家作了那么多贡献，怎么能说不管就不管？

2013年，她查出乳腺癌时，女儿在微博上公布了她的病情，原本已经沉寂的舆论再次对准了这个“‘亚洲第一力士’的遗孀”。这时，大院送来了7万元慰问金。沈阳的一家医院为她免费做了手术，主治医生告诉她，自己是才力的粉丝。热电公司决定以后不会要求她去上班，但工资和补助都照发。一个大连的老板一次给她捐赠了10万元，并且懊恼自己这么晚才知道“才力家里的事”。

最让她感动的，是“政府还没忘掉才力”。才力的骨灰在公墓寄存3年后，刘成菊曾凑了几万元，打算给他买块像样的墓地。民政局得知这个消息后，为才力设计了一块特殊的墓碑，一个杠铃形状的雕塑立在墓前。

“墓地价值20多万元，跟一个将军葬在一起。”刘成菊挑起眉毛说，这是她最大的安慰。

刘成菊也不知为何，每次来到才力墓前，她记起的都是他作为亚运冠军的荣耀，似乎忘了才力生命最后那段岁月的落魄与潦草。

可感动和安慰都是短暂的，媒体离去，刘成菊的家庭又陷入了窘境。这时大院领导的电话打不通。她“换房子”的要求也被街道办事处搁置。现在，她不得不整日窝在家里，在感激和抱怨的不断切换中重复着生活。

“政策上能帮助她们家的地方，都已经做到了。” 负责退役运动员安置工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现在，刘成菊又从生活了26年的沈阳搬回了抚顺。她对抚顺的记忆依旧清晰，那时她还不是运动员，每天都过着平凡但又无忧无虑的日子。

刘成菊15岁时，在电视上看到体校招生信息的父母决定把女儿送进举重队。父亲带她去看别人训练，当时还是少女的刘成菊被运动员训练时狰狞的面孔吓坏了。可父亲告诉她，以后要比这些人举得还要多，才能找到好出路。

后来，她真的被省里下来的教练选中了。30多个人，就选了3个。她欢天喜地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那天是3月10日，她记得很清楚，那时认为自己就是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