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深

中国劳工20多年漫长索赔路

在二战末期，日本曾从中国强掳约4万劳工，押解到日本进行强制的体力劳动，山东省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人刘连仁就是其中一员。

1945年，刘连仁逃跑成功，从此躲在山洞里，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直至1958年，刘连仁被发现，并被送回国。上世纪90年代起，刘连仁开始向日本方面索赔。

在日诉讼 一次胜诉后全部以败诉告终

1996年3月，刘连仁向不认罪不赔偿的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并3次赴日上法庭陈述。

2001年7月，日本政府被判赔偿2000万日元，这是中国人对日索赔成功的第一例。然而4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推翻这一判决，驳回刘连仁的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告诉求，不再受理此案。

此后，中国劳工在日本对日企的诉讼全部以败诉告终，这被认为是日本已经关闭了中国民间索赔的大门，民间对日诉讼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是刘连仁之子。现年70多岁的刘焕新已从事劳工诉讼26年。在刘连仁去世之后，他继续着对日索赔的征程。

然而在这个马拉松似的诉讼过程中，他面对着原告证人逐渐去世的情况。“1995年我们进行了摸底调查，全国有38953名被掳劳工，有线索的26000人，能得到资料的有17000人。当时，全国的幸存者有2400人，而今只剩下不足700人。” 刘焕新说。

国内诉讼 北京开启受理对日索赔案先例

在此期间，刘焕新和劳工案的受害者试图转向国内寻求司法途径。2003年到2010年，先后有劳工委托律师在上海、河北、山东等地法院起诉，但均未得到受理。

2014年3月1，北京市一中院受理了37名北京籍劳工（及其遗属）诉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案，这也是我国法院首次受理劳工对日索赔案。

一些参与劳工索赔的人士对记者表示，随着国内多个法院受理劳工团体对日企的诉讼，日方的态度出现了大的转变。劳工群体在中国用司法途径进行维权，这给三菱带去了很大压力，倒逼他们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