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来了大学生

把孩子们的安全和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陈贵州从自己早年的教师生涯中养成的习惯。从台湾到海南，从教师到对台工作者，时代在陈贵州的人生轨迹上留下鲜明的印记，但却并未影响他乐观、认真的人生态度。

从出生之前，时局的动荡就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如果没有战争，陈贵州或许一生都会在故乡花莲度过。1945年初秋，他出生在从台湾开往海南的客轮“贵州丸”上。“当时船正行驶在澎湖附近，我父亲就用了船名，给我起名陈贵州。”陈贵州的父母带着小小的他登上海南岛，并且定居在琼海，天涯海角的如画风光陪伴着陈贵州无忧无虑的童年。然而，平静的时光又一次被打破。

“1964年，我考上华南农业大学，本应1968年毕业参加工作，但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由于台湾人的身份，我被反复要求‘交代问题’，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可交代的，然后就被戴上‘反对大学生’的帽子下放劳动，拖到1970年才分配，到海南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县中学教数学。”

就这样，顶着“反动大学生”的帽子，从华南农业大学遗传专业毕业的陈贵州并未走上本专业的科研或实践岗位，而是被分配到偏乡学校，当起了中学老师。这样安排，对当时年轻的陈贵州来说无疑是个挫折，却意外成就了他人生中不少的幸运。

那时候，村里有个大学生还是相当罕见的，很快，他的教学水平和认真的态度就获得了学校领导与老师们的认可。“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也是多年的教学骨干。因为看我表现不错，1979年，我也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为异地和家庭成分问题，陈贵州与大学时代的恋人也未能修成正果。而正是在教书期间，他认识了后来相濡以沫伴他半生的妻子：“我爱人就是当地人，在小学当老师。两个人交朋友的时候，我就把我家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她和她家里人。开始她当然也是害怕的，但是后来因为知道我的为人，就战胜了恐惧。”

1972年，陈贵州与妻子结了婚，这段美满婚姻又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选择。政策放开后，陈贵州陆续有几个兄弟姐妹回到台湾定居，但他却留在了大陆。“因为我已经成家了嘛，全家人都在这里，就不想回去了。”

两岸变迁的见证人

1982年，从教12年的陈贵州调入海南省台联工作。在两岸冰封数十年刚刚开始接触的时代，陈贵州用自己的一腔热情温暖着每一位求助于他的台胞，并亲眼见证着两岸关系一步步“解封”，走到今天。

陈贵州回忆起十几年前，他带领“和平小天使”们前往台湾，到台湾同胞家里参访的时候，很多台胞会给孩子们买很多礼物。“在那时候看那些礼物都是很贵重的，再看看现在，有些时候到台湾家庭里去，他们送的礼物孩子们都不愿意拿回来，因为家里都一大堆。”

“在我看来，大陆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两岸关系还是有非常大的助推作用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台湾探亲，从飞机上一下来，看见满街都跑着小汽车，心里也是挺惊叹的。然而这两年大陆的经济飞速发展，我再去台湾，发现台湾还是那样，这个心态就截然不同了。”陈贵州说，“从我开始做对台工作，就对接、联络了很多台商。大陆经济的发展，有台胞的积极贡献，而台胞也在获益于大陆的经济发展。可见，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大陆社会繁荣富强不仅是大陆同胞的愿望，也是符合台胞的根本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