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保护的力度不够而是协同的力度不够”

调研组在三地都看了大运河遗址:在河北大运河某些河段严重依靠水库临时调水维持;在天津静海县乘车观看了大运河,因为这段虽然没有断流,但水流很窄,“不像河,倒像河沟!”王怀超委员形容说。直到北京市通州区,看到了大运河公园,才有了大运河的感觉,“这段距离不到十公里!”当地的同志介绍说。

三地大运河的现状,反应的是三地文物保护的现状:“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京津冀三地的历史遗存保护和利用工作,从各自角度看,都排在全国前列,不是保护的力度不够,而是协同的力度不够。”这是卞晋平副主任在调研过程中反复强调的观点。

针对这一现状,王怀超委员提出,三地应该利用现有的《京津冀三地长城保护工作框架协议》,形成一个综合的组织协调机构,在长城和大运河等跨区域文物遗存保护方面,建立起一批文化遗存保护项目,组织起来,申请国家立项,拉动经济发展,促进文物保护。

有些单个文化遗存的问题可能不好解决,但成组成线的问题可能反而容易引起中央重视。除了长城和大运河,涉及三地的文物遗存项目还有:清代皇家宫寝园、京张铁路工业遗存、古崖居先民遗存等跨区域项目。

左东岭委员认为,在京津冀三地一体化的过程中如何统筹资源,如何让大家有积极性,除了政策的制定统一标准,统一规划,包括一体化这些高层顶层的设计之外,还要有统一的组织。当然,这是中央决策层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体化说说容易,真正做到一体化,不容易。俗话说“龙多不治水”,要是三地分别能办好的事,还要“协同”的机遇和优势做什么?所以,应当有人牵头,还要有建立起一个协同机制乃至办事机构,才能运行起来。李东东委员的上述观点与左东岭委员一致。

“河北和天津都看着你呢,所以这些事不要谦虚,你就是老大。”李家祥委员说。北京市不是说一定要当老大,但三地协同要有个牵头的,那一定是北京。这是很多委员的共识。

“怀古之幽思

硬生生地撞在了现实的塔楼上!”

“京津冀三地可以率先实现以抢救为重点转变为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并重。”这是张廷皓委员的观点,他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原院长,又是中国文物学会的副会长,他的这个观点基本可以反映学术界的基本判断。

他的另外一个观点是三地应该从保护本体为重点转变向本体保护与文物环境保护并重。“过去我们文物部门在旧城改造过程中,能把本体保护下来就谢天谢地了。现在,像北京、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光保护好本体还不够,还应该保护好文物环境。”张廷皓委员的观点来自于在潞河中学的调研。

潞河中学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是早期西方教会办的学校,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坐标意义,学校本体建筑保护得非常好。但站在古色古香、绿树成荫的校园内,一抬眼,就是紧贴着学校围墙的几个塔楼。“怀古之幽思,硬生生地撞在了现实的塔楼上!”已经记不起是哪位委员这样形容现实。

如何能恢复文物环境?“除非这些塔楼百八十年后它自己不行,成危楼了,拆了,文物环境才能恢复。”张廷皓委员的预测有些令人泄气,但也很现实。

目前,在通州区普及对文物环境的保护观念已经迫在眉睫,因为城市副中心将在这里建设,“文物环境的保护观念应该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是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三地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在文物环境的保护方面进行探索,为全国的城镇化建设提供经验。”张廷皓委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