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的科学管理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项目的科学认定及审定的管理，是科学管理的首要任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保护，这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总体目标，它只有在确定了各种类别的具体文化项目作为保护对象时，才可以说确定了保护的具体对象。因此，试点项目的确定本身就是进入文化保护程序的第一项科学管理工作，对保护项目的认定和审定也就成为这项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文化界、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范围还处于似懂非懂、模糊不清、把握不准、各种不同的界定和学术争议严重干扰的状态下，这项管理只能加强，不可草率从事。

这项工作主要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主持保护项目单位对项目的分类认定必须严格实行科学论证；第二步是主管单位及其委托的专家评审组织对立项单位方案文本中的认定论证的审定必须严格把关。尤其是对文化空间或文化表现形式所做的分类鉴别和认定，必须要求准确。

目前，中国文化保护实施单位感到最困惑的就是项目认定，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从民俗旅游开发的角度认定文化保护项目。有许多民间艺术形式，还没有经过合格有效的保护就草率地进行了改编和包装，举行大规模展示和表演，被人为地强行推入旅游市场，并把这样的做法叫做“真正的保护和利用”。

第二，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认定某些口头遗产或表演艺术形式的遗产时，有的使用了评定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把相关的或牵强附会的建筑物、遗址的恢复和兴建作为抢救和保护的目标，甚至做了土建计划和预算，但是对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却没有做出可行的实施保护计划。

第三，把文化表现形式仅仅理解为艺术表现形式。敢于认定民间艺术形式的保护项目，不敢于也不善于认定其他文化表现形式的项目，特别是对于和民间信仰或宗教有关联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在认定上模糊不清、把握不定，甚至有的不承认他们的代表作是需要保护的遗产。比如庙会、迎神赛会、萨满跳神、跳傩、巫术（包括巫医）及各民族重要祭祀仪式等等。

第四，对“文化空间”概念，目前还处于不大理解或不得要领的难以认定的状态。往往把“文化空间”分解为几种艺术表现形式分别认定，甚至把本来是文化空间的形式也叫做“XX艺术”，使非物质遗产文化空间完整统一的形态遭到割裂，文化整体性保护受到损害。

为说明认定项目在“非遗”保护中必须进行科学管理的重要性，我举一个例子。梁山伯与祝英台口头遗产，最早发源于历史上一个特定空间的人物和事件的传闻，迅速在一至两个以上地点落地生根，由民众传说成人物传记体的爱情故事情节母题，再传开去，扩展成许多大同小异的口述版本。以后经过民间艺人的再创作，经过文人诗作、笔记、史志等文本记述的再传播，形成历史上遍布全国的民间四大传说之一的口头遗产。

梁祝如今已经成为宜兴、宁波乃至全国对梁山伯和祝英台口头传承遗产的大写、缩写和特称，它已经是这项特定的口头遗产的代码符号。其中，江苏宜兴梁祝口头遗产的保护群体，以当地流传的丰富口传遗产、翔实的史料线索和城乡社区人文景观遗迹的印证，测查和认定了梁祝口头遗产在宜兴地区传承1600余年的综合活动轨迹和特点。初步查清了梁祝口头遗产在宜兴拥有的实实在在的家底，评估了它在文化史、艺术史、社会生活史以至思想史等诸多方面的价值。经过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宜兴梁祝口头遗产的抢救发掘证明，这里1000多年来一直是梁祝口头传承的中心地带之一。

绝大多数中心地带传承的口头传说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传说的人物、事件与当地历史、地理的紧密粘附性。口头传说与本地历史、地理的粘附性，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传说内容和表达形式的基本特征。这个特征就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传说印证的“可信性”。提供印证的“可信性”特征是传说远比其他样式的口传故事在民俗生活中居于优势的首要特征。这种印证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指历史档案与信史资料，指的是口传民俗艺术的可信依据。讲本地传说的人，通常在讲述传说同时，总是辅之以实地、实物的展示与解说，或找出可信的证据促使人们像相信历史一样相信其口头传说的真实性。宜兴梁祝口头传承就具备这种特点。宜兴梁祝传说早在古代就和魏晋南北朝历史粘附在一起，传说的主人公在传承中总是以女主人公祝英台为中心，所以，当地遗留下来许多关联着祝英台的地方风物遗迹。例如祝英台故宅地址、祝英台读书处、祝英台琴剑塚、英台井、英台陵墓以及故事中十八相送沿途的景物遗存；此外，还有梁家庄、马家庄遗址的指认传说佐证等等，都是传说粘附于地方风物的“可信”印证。所有这些印证，都有久远的口头传承历史，并不是任何现代人的人为生造。这一点是梁祝口头遗产集中传承认定的重要依据。在认定梁祝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传承形式时，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所有与梁祝传说密切相关的景物遗存“可信物”，对于口头遗产这宗最基本的重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并不需要用文献资料考证史实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相反，它的价值正在于梁祝口头遗产发展成为较为典型的梁祝文化，在宜兴这块文化中心地带使梁祝文化活动形态得到了充分表现。这种令人“可信”的“似是而非”的梁祝文化表现形式，正是梁祝口头遗产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史料的辨伪求真考证，都会有损于这宗口头遗产在精神层面的生命力从而弱化了它珍贵的口头传说艺术魅力。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从事文化考古的文物研究界，有的学者却很重视把梁山伯、祝英台作为历史人物来认定，于是导致对祝英台故宅、祝英台陵墓、祝英台井、梁家庄遗址和马家庄遗址进行文物考古、文化遗址的认定，动用的是认定物质遗产的基本手段。对于保护梁祝口头传说这宗重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这种文物发掘和遗址认定及其史料考证是徒劳的无意义的和完全不必要的。另有一些旅游开发热的文化人，也极力主张保护梁祝文化，但是他们认为必须把祝英台故宅遗址、祝英台读书处、祝英台琴剑塚、英台井、英台陵墓以及故事中十八相送沿途的景物、梁家庄、马家庄遗址等等传说佐证都兴建起来，作为旅游景点设置，供游人观赏。在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文化遗产分类认定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作为口头文学遗产的梁祝，在它的非物质文化的属性里，并不需要求证梁山伯和祝英台是否在某个历史阶段当地实有其人其事，重要的在于这个口头传说中的两个主人公及其故事传承是否具备人类文明的代表性和重大艺术价值，是否值得我们对它加以认真的保护。重要的在于史料笔记中的各种记载都是梁祝口头遗产传承流变的最好线索和证据。文物考古发掘也好，旅游景点开发也好，和梁祝口头遗产的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绝不是一回事，相反，这样做的结果只会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造成不小的损害。

和以上的事例相似相近的例证还有不少，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范围模糊不清，另一方面各种思潮和观念严重干扰，再一方面还有经济建设的利益驱动，都使文化保护工作的正常进展遭遇尴尬。为此，加强遗产认定的管理，加强科学认定的专业培训，严格审定把关，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