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在中国书画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继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妙合神离——董其昌书画特展”后，以收藏明代文人书法知名的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于7月在台北(大安区金山南路二段222号展厅)再次推出又一董其昌大展——“董其昌与松江书派”特展(7月1日-8月25日)。

60岁董其昌作品《草书临张旭怀素高闲帖》

80岁董其昌作品《临怀素自叙帖》

80岁董其昌作品《草书临怀素自叙帖》

70岁董其昌作品《贺平湖令陈杲菴奏最》

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17岁的董其昌参加松江府会考，因松江知府衷贞吉认为董写字太差，只得第二名。从此发奋临池，从学于陆树声、莫如忠等。董其昌在翰林院的几位馆师，如韩世能(1528-1598)收藏极为丰富，有世人熟悉的苏轼《寒食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怀素《自叙帖》等，使得董其昌可常常欣赏与临摹名迹，再加上努力地学习与创作，最终成为影响书坛的重量级人物。清代康熙帝酷爱董其昌书法，一生临写董字甚丰，更遍搜董氏真迹。董其昌是晚明书画界的核心人物，在创作、收藏、理论方面都是当世翘楚，并且影响后代极深。

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此次展出董其昌五十岁至八十岁的精品，其中临摹王羲之、张旭、怀素、高闲的作品。他在学习经典的过程中，不拘泥于形似，因而渐次形成自己的风貌。另有《临十七帖卷》，前有董其昌论赵孟頫文字，颇见其与赵氏较量抗衡之心。艺术史大家傅申教授因此题引首“玄宰与子昂争衡卷”。由董其昌、莫是龙、陈继儒三杰所领衔的“松江书派”，以一种消闲优雅的复古风格成为江南地区的代表书风。与董其昌交情匪浅的莫是龙与陈继儒，是他艺事上的手足，三人在风格与思想上互有影响，彼此提携，深研书画，三人皆成为一代宗师。

此次展出一件董其昌信札，可称之为“董其昌的稿费”，鲜活记录了一桩关于董其昌“润笔”的趣事。晚明文人日常生活多姿多彩，官员在繁忙的公务之暇，还要面对许多书画文字应酬，而这样的场景在信札中常有所记载描绘。为人创作诗文书画，拿取润笔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碍于朋友间的情谊，往往不便明说。

信札开头提到，收信人曾拜访董其昌，却阴错阳差被门房阻挡，董其昌得知后，急忙追出却已不可得，于是修书一封，致表歉意。这封信的“亮点”其实在后头，先前收信人寄去稿件，请董其昌写序，董其昌说作序乃举手之劳，讲稿费就伤感情了。等到文章写成，如果觉得还可用的话，只要拿文徵明的画当作润笔费即可。作为吴门书画领袖的文徵明，在当时艺术市场享有极高的地位，因此赝品无数，真迹难得——换做是现在的话，意思大概就是拿张大千、齐白石的真迹来当润笔吧!

与此次展览相应的是，台大艺术史教授傅申、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朱惠良、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副研究员何炎泉、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董事长何国庆等将以“董其昌的书画船”、“董其昌书法中的物质性及其成就”为题进行讲座。

董其昌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但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其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在明代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法为宗法，倍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

董其昌书论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画禅室随笔》也收录有大量的论书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