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化学者赵珩的一本小书《故人故事》，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赵珩讲，故人故事也即旧人旧事，书中文字穿越一个世纪，牵扯到中国近百年生活的变迁和掌故学的问题。本文正是从《故人故事》说起，讲述掌故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

1930年在故宫开放后依然存在“古物陈列所”。图片选自《故人故事》

恽宝惠墨迹。图片选自《故人故事》

《故人故事》 赵珩著 中华书局

相对于以笔记为载体的掌故而言，随笔是今天的称谓。在中国文学体裁中，笔记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史料笔记，也称作野史，是个人对历史某些片段的记录。其二是读书笔记，是在读书时每有心得，或在多种书的校勘中，随手记下的文字。像著名的清代学者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就属于读书笔记。其三是社会生活笔记，这一类笔记相对比较多，最贴近生活。

一般而言，正史主要记载一些国家大事，像朝代的更替、政治制度的变革、战争的攻城略地，等等。至于生活琐事、社会生活场景以及市井的变化，正史不会记载太多。所以一般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和城市变化，有些完全依靠笔记的记载。比如说，你想要了解北宋的城市生活，可以直观地去看《清明上河图》，当然这属于绘画材料。如果你要研究北宋汴梁，那么最有价值的文字资料就是宋代孟元老所著的笔记《东京梦华录》。从市肆商旅到娱乐活动再到其他方面，《东京梦华录》都非常真实地记载了社会生活的许多内容。到了南宋，社会生活笔记更多了，像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梁录》以及《西湖老人繁胜录》等等。历朝历代的这些掌故有人物，有事件发生始末，虽然叙述相对简单，但可读性强，可以作为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我最近出版的小书《故人故事》，是我兴之所至写下来的一些旧人旧事，多是我亲身经历或辗转闻听。虽谈不上是掌故，但可以就此说开去。

通常，掌故的社会基础来源于社会形态，也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变迁。我们常说：“有一代人的心史，就有一代人的掌故。”

掌故，最原始的含义是汉代官名，是执掌旧例、旧制的机构。后来的掌故不是这个含义了，而是指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遗闻轶事。至于掌故学，就是研究掌故的题材、种类、特色、价值的学问，也包括掌故本身。掌故一般是有头有尾的事件，听起来很有意思。也有关于人物的，当然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政治人物、学术人物、演艺人物，他们本身的轶事，也称之为掌故。有些掌故会有不同的版本，或者由于原来语言文字的记载比较简单，或者因为和别种口碑性的说法不一样，因此也会有较大的差异。

有人说，我没有听说过掌故，但是听说过典故。通常，典故是约定俗成的，有规范意义和具体的词语出处，比如说朝三暮四、刻舟求剑、邯郸学步等等，都是由故事的发生演变成一个典，大家在叙述的时候，以这些典为依照，于是变成了一些成语或者特定事件，后来成为约定俗成的东西。也有从掌故变成典故的，比如常说的“东床快婿”，就来自《世说新语》的一个掌故。一般而言，掌故基本上是遗闻轶事，没有经过史料认定，不免带有主观成分和需要商榷的内容，但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掌故也会逐渐成为典故。掌故无需规范用语，叙述也相对复杂一点，这即是掌故和典故的区别。

有人把掌故类笔记的鼻祖《世说新语》看作小说，而事实上，它是有依据的。《世说新语》的作者南朝刘宋的宗室、临川王刘义庆出身贵族，见闻多，结交广，所编《世说新语》分为28个门类，将前朝和本朝轶事按不同内容归类。因为他很熟悉贵族社会，所以可以认定《世说新语》是有依据的。刘义庆的记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到了南齐萧梁时刘孝标为其作了注，对于原文的注释不仅仅体现在词语上，而且将某一件事情的延伸补充进去。到了近代，又有学者余嘉锡引用大量史料作了笺疏，使《世说新语》在人物、史实方面有了大量增加。因此在掌故类的史书中，《世说新语》完全可以作为重要史料引用。

唐代也留存很多笔记，像《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封氏闻见记》《唐摭言》等，都是著名的掌故类笔记。

到了宋代，掌故类笔记更多，有一部很有名的叫《齐东野语》，它的作者是南宋著名的词人周密。其书记载了大量南宋的掌故，内有很多当时的遗闻轶事，内容繁杂，包括名人轶事、社会交往等等。周密还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武林旧事》，和它比肩的就是吴自牧的《梦梁录》，记载了临安（今杭州）当时的景况。记载南宋掌故的还有王明清的《挥麈录》，也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野史，是史料上的个人补充。

再近一点，有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万历野获编》着眼于本朝，记录从明朝初年到万历末年的事件、人物，是明代史料性的掌故类笔记，与正史的叙述可能有出入，但可以作为旁证和参考。虽然是掌故，它却有很强的史料性，是明代笔记中质量最高的。

谈到近现代的笔记掌故，不得不提的是黄濬（秋岳）的《花随人圣盦摭忆》。黄秋岳才气极高，曾做过梁启超的秘书。从1934年开始，黄秋岳在《中央时事周报》上一段段地写《花随人圣盦摭忆》，全部用文言文，记录他所知的清末民初史料，价值极高，文笔也好，可以说《花随人圣盦摭忆》是近代掌故笔记中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1943年，瞿兑之为之刊行。20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将其印成竖排繁体字本，16开。陈寅恪曾经说：“《花随人圣盦摭忆》在近来谈清代掌故诸笔记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

还有一部掌故类笔记，目前还未面世，我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就是郭则沄（啸麓）所编写的《知寒轩谭荟》。郭则沄原来是北京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也是北京的名士，20世纪30年代沦陷初期，他坚决不就伪职，在北海旁边的团城上面成立了一个古物研究所，召集一些旧时士大夫，每周聚会一次，聊一些掌故，或者交一篇掌故类的笔记，后来编成《知寒轩谭荟》。

1949年以后，没有多少新的掌故类笔记，值得一提的是《春游社琐谈》。这本书由张伯驹编写，虽不是价值很高，但是很难得。

关于掌故学的博兴，民国时期不可不谈，因为这个时期对于掌故学非常重视。民国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家体制发生很大变革，使得文化人更加留意前代的见闻，这是掌故学之所以博兴的原因。有人认为掌故不过是野史，其实不然。掌故学是中国学的一门学问。梁启超曾在1898年制定高等教育学科的时候，将人文科学分为两大类，即普通学和专门学，比如说文字学、古典文学、历史学等都是必读的普通学，像敦煌学、音韵学等就是专门学了。掌故学是普通学中的一门，而且是必修课，上大学人文科学不修掌故学，没法毕业。

综上所述，虽然不能把掌故看作信史，但是其有丰富内涵，可以包括个人经历所及，对前代事件和人物史料的汇集，以及对前人掌故的整理研究，甚至还可以包括对同一事件的互相印证，因此意义不凡。（记者刘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