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服饰与政治看似相去甚远，实则紧密相连。服饰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不仅反映了穿着者的性别、种族、群体、身份以及审美，特定场合穿着的服饰还表达着人们某种价值取向和观念。《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一书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大革命前后法国女性服饰的变迁，而且深入分析了女性服饰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在学术上有创新，在现实中有意义。

大革命时期的女性俱乐部成员共读《导报》。图片选自《革命与霓裳》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享有特权的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之间泾渭分明，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服饰是区别社会等级划分的外在标志，这种外表上的等级秩序在18世纪受到了挑战，富裕的资产阶级虽然属于第三等级，但是他们享有的财富不仅可以让他们“像贵族一样生活”，甚至有可能通过购买官职跻身贵族行列。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女性在穿着打扮上向贵族看齐，单从外表上很难区分一个人的贵族身份。这种外表上身份等级的僭越行为引发了贵族的焦虑。王室政府多次颁布“禁奢令”，但收效甚微。为此，贵族女性开始在服饰上大做文章，奢华浮夸、花费巨大、不切实际的服饰比先前的服饰更加难以模仿，无形之中又重新树立了外表上的等级秩序。

但是，这种奢华的服饰在18世纪关于奢侈的论争中成为众矢之的。18世纪不断增长的奢侈消费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服饰，而服饰当中又属女性服饰最为引人注目，无论在服饰的生产还是消费中，女性都是至关重要的角色。蓬巴杜夫人、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服饰上花费巨大，这种奢侈在批评者看来是造成国力不振的主要原因。对贵族女性服饰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贵族这个等级的批判，面对服饰上摇摇欲坠的等级差别，贵族采取华丽繁复的风格来强化外表上的差异，这种不合时宜的奢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于贵族这个等级本身存在合理性的质疑。在大革命之前，女性服饰在以贵族为主导的等级秩序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革命摧毁了贵族的统治，代表贵族统治外表等级上华丽繁复的衣着也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凸显共和理念的简朴复古的服饰。大革命时期的女性服饰与政治密切相关，激进革命女性穿着男性化的“亚马逊女战士”装束，这部分政治上敏感的女性在革命自由平等的号召下，希望获得和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在大革命时期，女性服饰在妇女争取政治平等、表达政治诉求以及体现革命价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般而言，服饰不仅是一种自我的表达，更是社会规约的体现。在它背后，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和权力结构的安排。热月政变之后，旧的上流社会消失，新的掌权阶层崛起，新富阶层的崛起使得旧贵族在服饰上的华丽繁复可以很容易被仿效。而女性服饰变化莫测、随心所欲的风格使得一种新的时尚品味出现时难以为其他阶层所仿效，这恰好迎合了革命后新贵们建立新的秩序符号的需求。女性服饰通过含蓄的方式彰显身份，建立起一种新的审美趣味。到了19世纪初，女性服饰越来越体现女性的柔美特质，大革命时期仿效男装的风格已经消失，革命退潮时期女性从公共领域消失，回归到家庭当中。

谈到服饰史的研究，卡米耶·皮东在1926年出版了《12—19世纪法国民用服装》，主要介绍服饰材质、样式在长时段中的变化。在传统服饰研究者的眼中，大革命这一短时段的事件对于服饰漫长的演变几乎毫无影响，因此在解释服饰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往往没有从服饰背后的政治社会因素中寻找原因。相对于传统的服饰史研究，《革命与霓裳》的最大特色是不仅描述了法国大革命前后服饰在材质、样式上的变化，而且还分析了服饰变化背后的政治、社会的变迁，作者并不认为服饰的变化是对社会变化的被动反应，在某些方面服饰还有塑造集体认同、表达政治态度、体现社会区隔等功能。换言之，以往服饰史的研究只关注服饰本身，忽视了穿着服饰的“人”。

在众多关于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中，政治史研究一直是经久不衰的传统阵地，而性别史、服饰史则是新意迭现的前沿地带。女性服饰的研究既涉及传统的政治史，同时也属于新文化史的范畴。在大革命史的研究中，小红帽、三色徽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服饰受到历代历史学家的重视。与专门的服饰研究相比，尼古拉·希利姆的《国家徽章和小红帽：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象征帽饰》、让-马克·德沃塞勒的《督政府时期的徽章：一种革命象征的偏航》、瑞格利的《外表的政治：革命法国的服装表象》等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著作，更加注重服饰背后的政治社会因素。专门从事大革命史研究的这些学者虽然关注到了大革命时期的特殊服饰，但往往忽视了与服饰联系最为紧密的女性，女性服饰在革命服饰的研究中还是真空领域。而《革命与霓裳》一书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性服饰，则填补了这项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