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赵雨森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新建保护区要根据主要保护对象的种类、数量、分布及受威胁程度等因素科学合理划分功能区，尽可能减少核心区与缓冲区受到的干扰；现有保护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调整，确保重点保护对象得到有效保护，不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不严重影响保护区内及周边居民的生活；在新建和调整时要加强保护区基础工作，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聘请专业人员，全面开展保护区本底资源调查工作，充分掌握自然资源实际情况。从长远的、发展的角度编制保护区总体规划和科学考察报告。”赵雨森说。

以人为本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在西藏的调研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梁骧一直被这里藏民们的淳朴所感动。她说，这里的藏民是发自内心的敬畏自然、呵护自然，在他们的信仰中，人类和大自然是朋友。“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并不是把人们拒在千里之外就能起到保护作用了。如何发挥基层作用，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化被动为主动，才是对自然最好的保护。”梁骧认为。

由于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大多是在最初出于对资源和物种进行抢救式保护的考虑，多数实行封闭管理模式，“自然保护区内一草一木不能动”。但如此的管理是否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支持？对居民生产生活所造成的损失又该如何补偿？

国土资源部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新安在座谈会上举出的例子引起大家的注意。“羌塘保护区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其中保护区边缘的多龙铜矿区目前已查明铜资源量超过1100多万吨，是我国第一个世界级斑岩铜矿矿集区，此外，羌塘盆地估计的油气资源量达104亿吨，还有大量锂、硼等资源。”

在许多委员看来，目前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国家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地方政府更多的是考虑地方经济发展，基层群众参与保护区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待提高。

张新安认为，在坚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要树立“绿色开发”观念，构建资源收益共享机制、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补偿机制和矛盾协调化解工作机制，实现“开矿一处、造福一方；开发一小点、保护一大片”。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曹敏认为，在过去数十年的自然保护进程中，周边社区的群众以失去自己的经济发展机遇作为代价换取了今天的绿水青山。按照“谁保护谁受益，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在国家层面制订优先考虑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和补偿政策，并通过多种方式大幅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对这些区域实施生态功能财政转移支付，以改善当地社区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提升生活质量，鼓励和支持当地社区为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事业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委员们指出，自然保护区应变单纯保护为保护与利用并重、变封闭管理为开放式管理，充分发挥当地政府与社区居民的共同作用，使当地社区居民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与决策工作，又要建立起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开放协作机制，形成一种对外开放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保护区才能获得持久、良性和健康的发展。

在讨论中委员们认为，从1956年我国设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国内初步形成了类型比较齐全、分布比较合理的自然保护区格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则是推进这一任务完成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生态文明理念的核心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既是成立自然保护区的初心，也应该是开发建设的要义。在当前面临的新形势下，要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合理利用的原则，从而有效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水平。

座谈会已经结束了，但委员们的思考与建言还未停止。大自然为人类留下宝贵的资源和美丽的风景，如何让它装点人们的生活，也更好地造福地方，让百姓享受更美好的生活？这不仅是全国政协一直思考的议题，也应该成为每个人共同参与的社会课题。（刘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