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自杀工具

肖敬曾经拥有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QQ账号之一。10年前，他的账号里有464个好友、633个陌生人，和不断涌入的好友请求。他是中国第一个以加强生命教育和预防青少年自杀为主题的民间公益群体——“关爱生命万里行”活动小组的创始人，曾持续多年每天都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为一些有自杀倾向的网友义务提供心理咨询和帮助。

但是在几年前，肖敬的工作重心慢慢从自杀个案的干预转移到了其他方面。理由之一是“自杀率的下降”。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国在2012年的自杀人数约12万人，自杀率为7.8／10万。相较于2000年的19.4／10万，中国的自杀率已经下降了6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各国自杀率可分为高、中、低、极低四类。从2000年到2012年，中国自杀率的类别已经从“高”转为“低”。关于中国自杀现状，这是所能获知的最新数据。

“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下降。”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李献云说。

李献云认为，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自杀率数据里，极少有像中国如此剧烈的下降，“这跟大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并非单一因素，而是多种因素导致的。”

她表示，这些因素包括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教育、医疗水平的提高，心理卫生服务的强化，政府的投入，农药的管理，公安系统的介入，公共交通系统的改善，等等。

转折发生在新世纪以来城市化加速的近10年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将全国自杀率、农村自杀率和农村外出打工人口统计三张图表重合在一起，发现随着农村外出打工者人数上升，农村自杀率曲线稳步下降，同时全国自杀率下降。 “这里尤其应该关注女性劳动力的迁移。”景军指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自杀率尚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高位。在《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一书正文之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用一张表格详细列出了他在那个年代调研过的自杀者名单，并简单概括了自杀的原因：和丈夫发生口角、与婆婆争执、儿媳妇不给吃荷包蛋、因不挑水被父亲指责……这些看似荒诞的琐事却是中国农村发生自杀最普遍、最真实的原因，以涂尔干、弗洛伊德学说为代表的西方自杀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这种基于家庭伦理的“中国式自杀”。而这种极端冲动下引发的自杀，其直接的工具就是农村随处可见的农药。

景军认为，大批农村女性的迁移使她们远离了既往男权家庭的从属地位和人际冲突情境，同时也远离了农药这种最重要的自杀工具。

在前些年的农村实地考察中，李献云曾惊愕地发现，不少人家的农药瓶就放在床头、厕所甚至厨房里，“就跟油盐酱醋的瓶子放在一起”。

李献云介绍，如果无法轻易拿到自杀工具，那么这种自杀冲动将会有很大程度的降低。要对自杀工具进行控制，首先要了解工具的使用情况。“然而比较麻烦的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全国性自杀方式的登记”，李献云说，“只能靠调查。”

她认为，在保障公民隐私权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开放，可以帮助研究人员了解现状，也能让政府能够更清楚应该把精力放在哪个方面，包括农药的管控销售和去毒无害、高楼的设施安全，甚至窗户开启的宽窄等。“数据的开放共享需要卫计委、医院、疾控中心、公安等各个部门的共同合作”。

在一些西方国家，自杀者选择最多的工具是枪支。有数据显示，家庭拥有枪支的比例和用枪支自杀的比例密切相关。而加拿大、新西兰、挪威和英国等一些国家通过对拥有枪支进行立法限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枪支导致的自杀率。英国对煤气、汽车尾气的脱毒处理，中国香港将超市的炭包从开放的架子挪到一个控制区域的干预措施，也显著降低了有毒气体引发的自杀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