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从精神层面对广大读者产生的影响，远大于从纯文学层面对读者的影响，纪念鲁迅的最好方式就是学习鲁迅，为民族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在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各项改革中，应该学习鲁迅对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在改革的征途中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

●“损己利人”是一种超前性的道德观，不可能人人都能通达，但这是一种人人都应该景仰并向往的道德境界，弘扬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牺牲精神，对提升全民族道德水平能起到引领作用

●鲁迅运用创新思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进行深刻剖析，得出了很多振聋发聩的结论，其思想的深度和广泛性为同时代的作家所不能比肩

陈漱渝

80年前，当鲁迅溘然长逝的时候，上海民众代表在他的棺木上覆盖了一面锦旗，上书“民族魂”三个大字。“魂”者，崇高精神之谓也。历史表明，鲁迅作品从精神层面对广大读者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从纯文学层面对读者的影响。并不是每一个读者都有必要模仿借鉴鲁迅的写作技巧，但作为鲁迅的忠实读者，首先要继承的无疑是他的精神。当年有一副挽联写得好：“平生荆棘向前进，未死精神待后人。”前一句讲的是鲁迅的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奋斗精神；后一句讲的是鲁迅的精神火炬有待后人传承。可以明白无误地说，纪念鲁迅的最好方式就是学习鲁迅，为民族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鲁迅首先是以“精神界之战士”的雄姿登上历史舞台的。1908年，27岁的鲁迅在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中对19世纪后期西方的物质至上主义进行了尖锐批判：人们只是一心向往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把自己主观的内在精神全然抛在一边，不加省察。芸芸众生都被物欲蒙蔽，社会日趋衰退，进步因而停止，于是一切奸诈虚伪的罪恶行为，无不乘机滋生，这样就使人们精神的光辉愈来愈暗淡。必须指出，鲁迅在文中批判的物质并非物质本身，而是拜物教。当今时代，正如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形容的那样，“从来没有那么多国家里的人民，感到精神上如此空虚与沉沦”。在物质主义几欲发展成全球最高意识形态的当下，鲁迅当年的批判也就毋庸置疑地仍然具有现实针砭意义。

鲁迅在这篇论文中认为，只重视“黄金黑铁”“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引进“制造商估，立宪国会”的维新派也救不了中国。他对中国未来的政治道路选择虽然不如晚年那样明晰，但他当时就指出，想要振兴中华，首要任务就是培养能够容纳世界新潮流的新人；而要达到“立人”的目的，则首先要张扬他们的个性，振奋他们的精神，改变抱残守缺、麻木不仁的状态。

追求理想的执着信念

继承鲁迅精神，首先要学习鲁迅对理想和信念的执着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中的这一名句，激励着鲁迅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不倦地追求。1927年之前鲁迅还没找到“指南针”，1927年之后他有了明确的社会主义倾向——这一点不仅从鲁迅本人的作品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得到证明。对于中国的革命道路，鲁迅在跟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是这样表述的：“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苏联的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类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够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理想，让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成为光辉的现实，鲁迅发扬了“韧”的战斗精神。鲁迅的革命经历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鲁迅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十分严酷的历史时期投身革命的。他鄙视那种想通过革命谋取特权、吃特等饭坐特等车的蛀虫，而崇敬孙中山、李大钊、瞿秋白这些将自身与革命融为一体的革命者。其次，作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鲁迅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从来不对革命抱有罗曼蒂克的幻想，所以即使革命暂时遇到挫折也从不消极动摇。比如1935年底，北平的军警对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残酷镇压，“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饿”。鲁迅在《题未定草·（九）》中仍然乐观地预言：“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当前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各项改革，其艰巨性与复杂性都绝不亚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因此，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对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在改革的征途中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奋斗几十年，“从个体来看，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华盖集·忽然想到（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