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是一群富有理想的人，一群充满情怀的人，一群极具毅力的人。他们想为自己、为国家、为子孙留下更多的文化遗产，为延续中华民族的文脉尽一份绵薄之力。11月3日，他们中的150位，汇聚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本报合办的“更多参与、更好保护——首届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论坛”上，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及文保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

励小捷

北大文物爱好者协会和宝鸡民俗博物馆共同举办“走近文物 阅美中华”文博知识普及展。

志愿者正在向学生们展示文物修复中的石膏翻模工艺。

记者：基金会和本次论坛都是大力倡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这里所说的“社会力量”包含哪些？

励小捷：我们所说的“社会力量”，主要是指政府之外的所有机构和个人，就文物工作来说可以界定为文物系统之外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这其中的社会组织，是在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组织；三类社会组织中，我们又偏重后两类，即基金会和民间组织。

社会力量参与的必要性

记者：文物保护工作是我国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由政府承担主要责任；而国家的文物由政府主管、主导的体制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为什么还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呢？

励小捷：因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有其不可忽略的必要性。

我国文物资源浩若烟海，保护任务重如泰山。而文物博物馆系统的行政、事业机构设置与承担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从机构设置看，全国省局中只有四个正厅级的文物局，14个单独成立机构的副厅级文物局，还有13个加挂文物局牌子的文化厅内设机构。全国2853个县中单设文物局的很少，大部分为文广新、文广旅或文广体局，由一位副局长兼管文物工作，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县没有行政管理部门，由县博物馆、县文管所代行文物行政职能。还有一部分县连一个文管所都没有，大量基层一线管理留白。

再看从业人员队伍情况，截至2015年年底为14万6千多人，结构比重上，多数人员集中在省市文物部门、文保事业单位和博物馆，而基层文管所、县博物馆的人员很少，并且结构不尽合理，专业人员比例很低。简言之，我国文物资源的结构是一个正金字塔形，而我国文物管理技术队伍的结构是一个倒金字塔形。

资金投入的情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主要由中央财政支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省财政支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经费也由本级财政负责，对市县重点项目有的省会给一定的支持。大量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即普查登录文物点，责任在县，但多数难以落实经费，不能进入县级预算。近年来，省级政府对文物保护越来越重视，文保经费投入比较大，国保、省保的保护状况相对比较好，问题最多的是低级别的不可移动文物，就是11万余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近64万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由于地方财力有限，且差距很大，许多文物资源丰富的县同时也是贫困县，因此保护投入难以保障，相当多文物保护状况极差。

记者：那如果国家解决了缺钱缺人的问题，社会力量参与保护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励小捷：不是的。

人民群众是文物创造与保护的主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人类思考的终极问题，都与文物保护传承有关。

山西拥有占全国70%的元朝以前的古建筑，遍布在晋东南的乡村，这些建筑早已失去原有的功能，也不便用于开发。但是800年了，那里的老百姓世世代代守护着它们，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村民理事会，承担保护的职责。英国北部城市纽卡斯尔市，有一座逾百年的墓园，那里长眠着北洋水师的五位故勇，他们是1887年去英国接船并接受培训时病故在他乡的。一百多年了，他们的墓碑倒塌断裂，情景凋零。正是我们的留学生向使馆反映了情况，当地的华人组织主动提出要与我们基金会共同搞募捐修缮墓地。

这些事例说明，文物遗存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让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每个人，找到一种血脉相连的东西，一种归属感、认同感乃至自豪感。所以，参与文物保护的社会力量，并不单纯是一个被需求的客体，而是要积极参与的主体，参与者觉得他不只是付出而且还有获得，不只觉得是乐善好施而且觉得是自己的责任与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