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举办的展览“基弗在中国”开幕前夕遭到艺术家本人隔空喊停，主办方称“一切合法”照常开展。基弗在接受《南德意志报》报道时称“他们把我当成一位好像已经去世的艺术家，这感觉就好像被强奸。”在媒体哗然之际，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呼吁“大家还是等看完展览再来谈谈或者探讨一下这样一些事情吧！”本次事件暴露了国内美术馆运作机制的问题，也反映出全球艺术运作之中的权力关系。从所谓“回顾展”到“私人收藏的作品展”，随着抽丝剥茧不断深入，一出艺术闹剧逐渐铺展开来……

基弗可以反对“基弗在中国”，他的反对可以无效

我认为，基弗协同高古轩、泰达乌斯·罗派克以及白立方画廊反对“基弗在中国”的展览举办，本质上是代表着西方一级艺术市场的力量对于艺术资本向中国转移的抵触与抵制，背后牵扯的当然是集团利益。

“德国藏家及德国藏家机构也多次向基弗先生发出邀请”，然而未果，我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问题是关键是：艺术家本人及其背后的代理画廊从一开始就不希望这个展览发生，因此不置可否。并且我们可以读出艺术家及画廊联合声明背后的潜在含义——艺术家与代理画廊希望在中国举办展览，但是，要以他们愿意的方式——这是站在一己之利的出发点上的“反对”与“不赞同”，是没有普世价值的狭隘的文化格局。那么试问基弗背后的代理画廊：什么才是你们愿意的方式呢？

显然中国具有实力及吸引力。这就是新世界的新格局，如果把这一现象同近些年中国的大资本收藏家在西方艺术二级市场中不俗的战绩结合起来看，“基弗在中国”选择落地中国，映射出的是资本全球化背后蠢蠢欲动的新秩序。新旧的交替与冲突，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值得欣慰的。

在作品合法性的前提下，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确没有理由终止与德方主办机构的合作，这是正确的选择，不是因为依法治国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是因为在顾及艺术家个人感受，和在完成公共教育的义务之间，作为美术学院，责无旁贷地必须选择后者。而且，是否有利于公共教育及学术研究，要以最终的事实作为判定，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商业展”和“艺术展”，上帝也没权力去界定。做商业也可以达到启蒙公众的效果，做学术也能导致腐败和恶果。

包含了从80年代至今的作品87件，这样的展览确实具有“回顾性质”，与“回顾展”是有概念区别的。也许基弗的不满意正是因为他以他的方式理解了“回顾展”，而他未能参与其中，换做任何人，都会感到遗憾和不满。这令我想起了另外一个“货不对版”的“大师展”案例，就是2013年在南京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培根大展”，是“最全面的培根作品在中国的首展”，其方式也是从国外的收藏机构及藏家手中借作品展示，然而却没有一件完整的“作品”。

客观上讲，此次的“基弗在中国”，给了公众比较全面了解20世纪西方艺术史上优秀艺术家作品的机会，也是在学术研究及公共教育方面难能可贵的一手资源，我们的确有必要感谢为这一重要展览付出艰辛劳动和巨大投入的机构与个人，这样大型的收藏展不但是对于公众的良好艺术教育，也向中国正在兴起和成长的资本收藏家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收藏案例，以及艺术品能够具有巨大经济价值。

必须看到的是，新一轮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悄然上演，一切曾经的“默认惯例”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这是我们必须要面临和渡过的历史，任何单一的、片面和表面的谴责都不足以应对这段历史的复杂性。也只有在此之后，才能为今天的事件做出一个理性的分析及评价。（徐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