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后跟父母的感情隔阂，体现在许多留守儿童身上。在记者采访中，时常听到这样的倾诉：“12岁以后，我就不会让我妈洗内衣”，“进城以后，我跟我爸睡在一张床上，感到特别不自在” “我从来都只叫‘妈’，叫不出口‘妈妈’——”

“许多父母认为孩子还小，有爷爷奶奶照顾行了，等孩子高考了再回来，那个时候才重要！可那时候你已经丧失了跟孩子建立亲子关系最关键的时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乔东平说，“那时再来建立亲密关系就很难了，这些孩子从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心理支持。”

不仅如此，跟父母的感情隔膜，可能会扩展为更大范围的人际隔膜，从而对外界关上心门。在张旭东等学者对留守儿童的调查中，有17.6％的留守儿童表示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是自己。

“这不仅是富士康的问题，中国各地的工地和流水线上，都有这样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患者，这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大隐患。”邹光宇说，“社会必须正视这个事实”。

在一所乡村学校进行沉浸式采访后，报告文学作家关军也得到了自己的答案。经过100天的铺垫，即将离别的时刻，关军安排了跟留守学生一对一的交流，他看到了“贝壳张开”的时刻——平日沉默而回避的小孩，打开坚硬的保护壳，露出不轻易示人的一面。说起父母缺失的痛楚，他们常常哽咽，一边哭，一边抠桌角，或撕扯纸片。

“就像一只只贝壳以一定的角度张开，或大或小，我短暂窥见了孩子柔软的内心世界。”关军说，“虽然孩子们一出门，很快又变回了原样，贝壳已经合拢，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现在，关军确信：留守儿童问题不是臆想，它是一个真实重要的存在。

迈过拐点

在知乎上，大多数讲述者最终表达了与父母的和解。尤其是自己成为父母后，第一代留守儿童在理智上理解了父母当年的选择。7岁就开始留守的陈希写道：成年之后，和父亲的关系有所缓和，也意识到父母的迫不得已，有他们的局限。“原谅他们的局限就像原谅自己的出生一样，是和解的开始。”

对于父辈的出走，叶敬忠称之为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没有声音强制你出去打工，可他不出来又怎么办？”叶敬忠说，“不要在道德上指责他们，在当时，他们出去打工是出于生存需要，有足够的正当性。”

然而，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怎样对待留守问题，社会舆论开始出现反转。“这是因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矛盾激化的‘双刃效应’日益凸显。”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分析说：“体现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就是，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状况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生存环境，包括家庭环境持续相对恶化，尤其是留守儿童恶性事件近年成爆发之势。”

2015年的“6·9事件”是个标志性事件。当年6月9日，贵州毕节一个家庭的4个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尽， 孩子中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保护处林依帆透露，这个事件直接推动了国务院高规格文件的加快出台。

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这份史无前例的高规格文件，还明确规定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部门职责：由民政部牵头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作？因为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到了某种临界点，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保护这个国家最弱小的子民，我们国家的合法性在哪？我们经济发展有何意义？”林依帆说，“留守儿童问题拖不起，也等不起，我们要以最大的行动去破解这个问题。”

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收入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迈过拐点，政府已有实力来兼顾一些社会福利。”陆士桢是个坚定的“儿童优先论者”，她引用美国经济社会学家泽利泽的话说，孩子具有社会文化属性和道义上的“无价性”，对待儿童，“需要在市场机制的重重包围中穿越而出，形成一个非常规的市场，由非经济的标准来规制。”

陆士桢说，目前顶层设计已经有了，需要做的是让它能落地。具体地说，主要就是建构留守儿童救助和保障机制，重点确保资金投入；完善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监护监督运作力度；全社会多方合作，让留守儿童的关爱扶助制度化。

农村人均收入也已迈过拐点。“2015年，全国农民工人月均收入3072元。现在许多村子里小楼林立，小车也不少。”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打工父母离开孩子的正当性在消弱”。

即便是毕节四兄妹家，家里也起了小楼，出事前存折还有3000元存款。“可哥哥却在遗书里写‘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孙宏艳说：“是什么让一个13岁的孩子如此绝望？这个质问希望他们父母能听到，也希望所有留守儿童的家长能听到。”

2014年底，蒋能杰拍完第三部关于留守儿童的纪录片《初三》后，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拍摄这个题材。在这之前，他的纪录片已经很有影响，伴随的公益活动也做到了极致，各种采访和捐赠纷至沓来，美国俄勒冈州的大学生也到村里来调研。

因为影片中讲到过上学交通不便，湖南卫视甚至给村里赠了一辆校车。但是当地道路太窄，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路修好了，当地政府却无法负担校车司机和汽油开支。 “作为一个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我深深感到自己的力量渺小。” 蒋能杰当时说，也许今后拍摄的纪录片会跟商业体制靠拢。

然而才过了一年，蒋能杰又掉头回来拍摄一部留守儿童题材的剧情片。这一年关于留守儿童发生了许多事情，有好的，有坏的。敏感的他感觉到，也许一个向好的拐点真的快来了。他决定还是要做点什么，让他的儿子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文中部分人物名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