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

义务放电影为何被叫停？

钦北区文体广电局表明，叫停罗衍宗放映电影行为，是依据《电影管理条例》要求的，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电影片的摄制、进口、发行、放映活动，不得进口、出口、发行、放映未取得许可证的电影片，以及申请从事农村16毫米电影片发行、放映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直接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电影行政部门备案。而且，电影公开放映必须在广电局和电影公司的许可及组织下进行，因为里面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涉黄涉暴涉政等播放安全问题的隐患，不能缺失监管。

“很多人从朴素的情感出发，认为做好事应该被鼓励，一旦去限制或叫停就不合人情，但电影放映是一种公共文化传播行为，如果长期从事，即便是做好事，也需要具备资质这个前提。”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宋维才指出，罗衍宗公益播放电影的行为已经具备长期、固定的性质，那么其播放影片的内容、安全性、版权，所选择的播放地点、场地安全等问题，都应该遵照相应的管理规定，以免引发不可控的影响。

公益放电影是否应纳入监管？

像罗衍宗一样为大伙义务播放电影的情况并不少见，那么，今后这样的行为是否都要纳入监管范围？如果纳入，如何监管？

宋维才说，如果严格按照国家当前的规范规定的话，肯定是需要申请许可的，但是，当前的电影播放设备已经普及，一台投影机、一张光盘，甚至从网络上下载资源，都可以用于放映，社区、咖啡馆、学校等很多公共场所，都有过公益播放电影的情况，“这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影放映，更多地变成一种群众自发的集体娱乐活动。”

宋维才认为，在新的环境下，播放行为的定性，就变成了管理前提，“比如放映是纯公益性还是存在商业性，放映的规模、频次、地点、片源情况等，都不能再完全用传统的电影放映规则去衡量约束了。”他说，要依据播放量和实际频率来确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难一刀切，“但到底如何界定播放性质，还需要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 对话

罗衍宗：不希望有地点限制

新京报：为什么会想到免费给村民放电影？

罗衍宗：我喜欢电影。我们村子里3个人参加过抗日战争，4个人参加过游击队，上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我还小，每天吃完饭就听他们讲怎么打日本鬼子，听了后我就爱上了看电影，尤其是抗战片。

60年代，村里有个小礼堂，那时候买不起3分钱的票，我就拿我妈的镜子，对着礼堂的窗缝，偷偷地看。当时还看到很多人，都很穷，在礼堂外面看不到电影，我就想长大后买了电影机给他们放电影，不收钱。

新京报：为什么会坚持这么多年？

罗衍宗：我喜欢做这个事情。这么多年我没收过一分钱，我对电影有深厚的感情，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事业有感情，这个很难推掉。我去放电影，大人小孩都爱看，最爱看抗战剧，他们看到精彩的时候，一边看一边喊打倒日本鬼子，他们看得高兴，我就高兴。

新京报：这十年播放电影投入大吗？现在经济情况怎么样？

罗衍宗：投入不大。我买了7台电影机，第一台500元，之后1000元、1500元都有，有100多部影片，一部50块，其他的就是给车子加油、吃饭，放电影投入不大。

2015年12月，我屋子里电器短路，2楼所有的古董和60部影片都被烧光了，经济来源没有了，影片只剩下41部，祸不单行，我现在经济来源也没有了，后来去山上找草药卖，辛苦一点。

新京报：没有经济来源，你还想继续放电影吗？

罗衍宗：想，放电影不会花很多钱，机器我有了。

新京报：村里有专门的放映员，他们放电影有补贴，你们之间会不会因此发生冲突？

罗衍宗：没有这回事，他们放的次数少，没有起过冲突。

新京报：当地政府怎么和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