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在登封大金店一家废品收购部里购得一串用制钱编织成的“鞭子”——一看就是乡间孩童玩过的玩具造型。其中绝大部分是常见的道光、乾隆钱，不过在鞭尾梢部却编结了一枚大钱（见图）。经多位泉友鉴证，这竟是一枚不多见的三国时期吴国孙权铸造发行的“大泉当千”虚值大钱。一时间，该钱也成为泉友圈中的谈资，我为此兴奋良久，并激发了我对这枚钱币的探知欲望。

公元222年，孙权依靠江南豪族割据东南半壁江山建立了吴国。229年，他正式称帝，设置郡县、设聘百官，安抚百姓，“铸山为铜，煮海为盐”，政治逐步趋向稳定，经济也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在乱世中把个霸业经营得有声有色。

但他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是人丁缺乏、财政困难。东汉末年先后爆发的黄巾军农民起义和董卓之乱，把个汉光武帝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汉代祖业搅得“周天寒彻”，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虽然也和曹操一样实行屯田，且规模很大，仅次于北方的曹操，以这种边耕边战的军屯方式解决军民的生计问题。但连年军阀混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社会的运转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边缘。孙权的地盘上虽然有六合的冶山、扬州的大小铜山，不缺资源，但缺劳动力，尤其是从事开采和冶炼这些重体力的劳动力。孙权曾派手下大将卫温去台湾，不是去占地盘，而是掳掠劳动力，可见当时缺人缺到何种程度。

人少，盘剥对象也就少，造成东汉末年各个割据势力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困难，整个社会闹钱荒，货币市场出现了五花八门质量低劣的“恶钱”，如董卓的“榆荚钱”，还有民间的减重五铢、剪边五铢、侵轮五铢等等，总之就是尽量把一个钱变多个使用。

靠铸大钱解决财政困难的，首先是三国中实力最弱小的蜀国，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刘备攻打益州，为解决军需，铸“直百五铢”。用铸造两个五铢钱使用的原料铸出的钱，却要当五铢钱的一百倍使用，这实在和抢钱无异。

不过，首先发明这种把一个钱变着法当若干钱使用的“面值货币”的人，并非刘备，而是王莽。王莽在西汉居摄二年（公元7年）第一次改革货币，发行了大钱、契刀、错刀三种大面值新货币，分别折合五铢钱五十、五百和五千，此后多次“币改”，各类大面值货币改头换面，却始终存在。当时有批评者指出，他铸造的大钱“大泉五十”重不过十二铢，却要当五十倍使用，因此王莽的货币改革被人贬为“瞎胡闹”。

由于钱币不断减重，相邻的蜀地又通行起虚值当百钱，铸造自己的货币成为吴国当务之急。《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有两项记载：一是“（嘉禾）五年（236）春，铸大钱，一当五百。”二是“赤乌元年（238）春，铸当千大钱。”就当时来看，孙权至少铸造过这两种钱。

孙权的“大泉当千”是继王莽之后铸造的又一虚值大钱。目前所发现的“大泉当千”钱，最早的铸于公元238年，最晚是公元246年，早期的较重，也不到三十五铢，后期的则不足二十铢。

历史上往往钱币减重或者大额钱币的出现，都会引起私铸（投机行为）。刚开始，官方铸造的“大泉当千”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还比较规矩，像个样子。后来，你也铸，我也铸，一发不可收拾。而私铸钱更恶劣，有缩量的，有减重的，恶劣到家的甚至有铸出来的“大泉当千”钱只比普通五铢钱大一点，重一克多，却要当一千个普通五铢钱用。江浙民间更有仿制盗铸的“大泉二千”、“大泉五千”钱，造成今天泉界收藏的“大泉当千”版别繁多，五花八门。事情到了这一步，不闹出恶性通货膨胀才见鬼了。据说当时有些商贩们根本不敢收铜钱，索性恢复了物物交换。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介绍的这枚“大泉当千”，是在河南省登封县的一家废品收购站拣选的。登封在中原腹地，属曹魏地盘，离魏国的国都洛阳很近。令人称奇之处正在于此，“大泉当千”怎么会跑到敌国的腹地来？一个解释是，当时“大泉当千”铸造的数量很大，难免有漏网之鱼；另一个解释是，当时各个敌对政权之间贸易往来还是比较频繁的，铜钱实在太重，如果有大宗交易，一个钱当一串钱花的大钱携带方便，偶尔用一个，也是有可能的。据笔者了解，曹魏政权是三国中唯一没有铸行虚值大钱的，至于这一枚大钱是通过贸易还是走私流入中原的，就需要进一步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