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当年长安城沦陷的时候，杜甫不会想到，1300年后，在和平年代的今天，一封家书在收藏市场着实可以抵上“万金”。物以稀为贵，21世纪后，随着网络时代智能手机和大量社交软件的普及，书信文化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短短不到10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快餐化、从众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越来越少了一点曾经的那种“人情味”。北京晨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如今，只有极少数的90后、00后亲笔写过书信，而大部分曾经在书信中流露出真情实感的80后，到今天也已经忘记了书信的正确书写格式。如果我们终究会失去书信文化，那么，我们失去的真的只是书信吗？

“书信文化在没落，但不会消亡，因为它能激发起人们内心最深处的共鸣。”

书信是一种传统文化形式，有着独特的功能和魅力。而现在，写信已经被认为是一种“落伍”的行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只看到书信的信息传递功能，却很少看到其中的情感因素。其实这种“老土”的沟通方式非但不过时，反而因充满了深沉的思想内涵和悠远的人生韵味而更加让人感动。针对逐渐消失的书信文化，北京晨报记者专访了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雨。在她看来，书信的没落显露出的是人们个性的缺失。

1987年，77岁高龄的中国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的家里突然挂起了一对装裱起来的批评信。信是小曹禺十来岁的著名画家黄永玉所写。“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之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信中黄永玉中肯而犀利地批评了曹禺中年以后的创作。

“常人很难想象，中国当代如此著名的两位大艺术家之间往来书信的语言竟如此朴实，信中没有炫技、情感直击人心。”在杨雨看来，书信相对一般的文学作品，更具有真实性，而这样直击人心的情感永远不会消亡。

“母亲写给儿子的信会激发母子共鸣，丈夫写给妻子的信会激发情感共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杨雨认为，曹禺、黄永玉二人和普通人往来的书信没有什么区别。私密性是书信本身的魅力，往往写信者是对某个特定的人所写，书写的是特定语境下的特定情感，具有代表性和典范性，这种形式理所应当的会激发出人们情感上的共鸣。“所以书信文化在没落，但不会消亡，为什么《红楼梦》读每一遍都感动呢？因为它能激发起人们内心最深处的共鸣。”

“往来书信几乎每个细节马上就能浮现出来……冰冷的聊天记录不会有重播性。”

21世纪初，电子邮箱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但基本上还是延续了传统书信的功能。早期用邮箱和远方的家人或朋友沟通，不少人依旧保持了传统写信的格式与风格。但随着近几年智能手机的普及，大量社交软件的出现，信息沟通变得越来越“快餐化”。失去了对着信纸字斟句酌地沉思和酝酿，在杨雨眼中，人们同时也失去了如何准确表达内心最真实情感的“技能”，更逐渐失去了自我。

上世纪90年代初，杨雨走进大学的校门，这是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家人和朋友。在一个对于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书信成为了杨雨最大的精神寄托。在杨雨的回忆里，那个年代每个班级中掌管信箱钥匙的生活委员是同学们眼中的“香饽饽”，每次开信箱回来面对的都是所有人最期待的眼光。一转眼，20多年恍如隔世，随着年龄的增长，杨雨逐渐发现曾经在大学里自己每一封经过沉淀写下来的书信，成为了自己再现青春的一剂良药。“我现在翻阅20年前和家人、同学之间的往来书信，几乎每一个细节马上就能从我脑海里浮现出来，过几天再看，还会有这种感觉。”杨雨坦言，冰冷的聊天记录不会有重播性。

“时代不同原本就应该跟上辈人有差异，跟同辈人不同才是个性。”

“在你们这一代，人类征服了死亡。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也许你们修改了人类的基因，关掉了其中的衰老和死亡开关，或者你们的记忆可以数字化后上传或下载，躯体只是意识的承载体之一，衰老后可以换一个……”这样科幻的文字出自《三体》作者刘慈欣之手。这是刘慈欣写给女儿的一封家书，希望她在200年后打开。写这封信时，刘慈欣假设女儿在未来的年代已经获得了“永生”。“这封信的笔者是刘慈欣我一点都不惊讶，这字里行间透露着他的个性。”杨雨说。

如今，生日快乐变成了“生快”，绝交变成了“友谊的小船儿说翻就翻”，“从众化”的网络语言充斥着每一个人的生活。“你不说，大家都说，别人就会说你out了。”在杨雨看来，这样“千人一面”的网络词语，最终会让人们越来越缺失个性，尤其是现当代的年轻人。“现在的90后、00后，经常把个性化放在嘴边，甚至引以为傲，但恰恰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个性。”杨雨说，“他们觉得跟上一辈人不同就是个性，实际上时代不同原本就应该跟上辈人有差异，跟同辈人不同才是个性。”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只看到书信的信息传递功能，却很少看到其中的情感因素。在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雨看来，“书信文化在没落，但不会消亡……因为它能激发起人们内心最深处的共鸣。”记者 韩英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