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凌得不到及时处理易酿成严重后果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尚无针对校园欺凌的全国性调查，一些零散的调查资料显示，在小学与初中阶段，直接言语欺负的发生率最高，其次是直接的身体欺负。有专家指出，隐秘性是校园欺凌的突出特点，在没有环境外力控制的场合，如厕所、上下学路上等，青少年很容易受情绪影响作出非理性的行为。

据余红介绍，检察官在办案中经常会发现，学生、家长以及教师对校园欺凌现象还缺乏充分认知，有些人甚至把欺凌当作“玩笑”，充其量认为是“过分的玩笑”，导致一些欺凌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这样极易酿成严重的后果。

“孩子的心灵分外敏感，孩子的世界成人未必能懂。过早或不当介入孩子们的玩笑中，会伤害孩子。但如何做到宽容而不纵容，社会还没达成共识。”余红坦言，这首先体现在对校园欺凌的认定上。目前，针对校园欺凌我国尚处于立法空白，随之带来的问题就是难以明确各方责任。

反校园欺凌必须建立综合保护体系

2016年11月，9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余红认为，这份意见从有效预防、依法处置与形成合力3个方面，对防治中小学生欺凌与暴力提出了要求。一是通过事前预防、事中处置与事后惩戒3个环节，构建了完整的保护网；二是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举措，包括“禁止学生携带管制刀具”“推进校园及周边地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三是倡导正确的未成年人教育理念，纠正“欺凌行为是可以容忍的”“未成年人不需要担责”这些错误认知。

“制度再好，也需落地才行。”余红认为，目前迫切需要做到的是用足用好现有制度资源，比如收容教养、工读教育等制度，在刑事司法之外，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教育纠正上不留空白。

余红告诉记者，作为司法机关，南京市检察机关结合工作实际，成立了专门的办案部门，吸纳了包括心理学、教育学专家，社工等专门性人才从事未检工作，并且在办案中严格落实特别程序，采用社会调查、心理干预、帮扶救助多种手段，一方面教育、挽救实施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另一方面对被暴力侵害的未成年人开展救助与心理疏导。此外，通过开展犯罪预防与自护宣传教育、建立体验式的法治教育基地，增强未成年人的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同时，结合办案，展开调研，及时进行总结并提出检察建议，积极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规条例的制定和完善。

余红介绍说，在反校园欺凌方面，国外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在美国，除了联邦与各州政府加强立法外，还要求各学校为学生提供举报校园欺凌的渠道，以便及时采取有效干预。澳大利亚将反欺凌、歧视、暴力教育列入教学大纲，且每年三月的第三个星期五被确定为国家“反欺凌日”。余红建议，我国除了应尽快建立系统的立法保护外，还应大力发展社工与青少年保护公益组织，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形成从政府到各级组织、从家庭到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网络，形成保护合力。（崔洁　徐晓红　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