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耕介绍，将依托产科儿科实力强和综合救治能力较强的医疗机构，加快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健全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转诊、会诊网络，提升救治能力和水平，确保急救“生命通道”畅通。2017年年底前，省级要建立若干个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市、县两级均要建立至少1个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和1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调查显示，育儿成本占到我国家庭平均收入近50%

杨文庄说，根据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60.5%。照料压力、养育成本、女性职业发展，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约束增强了。

有调查显示，育儿成本已经占到我国家庭平均收入接近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个负担。托育服务短缺非常严重，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80%的婴幼儿由祖辈参与看护。近年来，大中城市房价攀升，影响一些家庭的生育决策。一些用人单位担心女性生育两孩提高用人成本，一些地方女性产假、哺乳假等权益落实不到位。母婴设施缺乏，女性在兼顾家庭和事业发展方面，存在着很多的顾虑。

杨文庄说，中央明确提出构建家庭发展支持体系，鼓励按政策生育。国务院40多个部门明确分工，推动任务落实。一方面，积极构建配套的政策体系，完善医疗、托育、教育、社保、税收等相关经济政策，加强妇幼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制度，加强儿童医疗服务供给。积极开展托育服务，大力推进学前和中小学义务教育均等化，开展相关福利制度的政策研究，完善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措施，保障女性就业、休假等合法权益，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各国在鼓励生育上，主要采取经济支持、提供托幼服务，还在女性就业方面提供一些便利和促进政策。但政策实施的效果一般有5到10年的滞后，这也提示我们需要在政策制定落实方面，加紧做、加快做。”杨文庄说，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加强新型人口文化和生育文化的建设，倡导家庭负责任、有计划地生育。重视家庭建设，夫妻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不要把责任都推给母亲。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比如加强助产服务、加强妇幼保健能力的建设、加强托育服务，保障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劳动权益等。

针对一床难求的现象，秦耕认为这不是全国普遍现象，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在三级医疗机构。“通过调整扩增、分级建档、联合互动等方式，力争在一个区域内每千分娩量达到17张产科床位。”他说，在加强机构建设、补齐硬短板的同时，加强紧缺的人才队伍建设，包括儿科医生、产科医生、助产士等等，希望在“十三五”期间，增加紧缺人员14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