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或贫穷家庭的校外学习支出费用相对更多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学校维持师资力量和保证学校正常运转的支出也更高。他们的研究发现，2006年实施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使地方教育经费被固化于既定结构中，弱化了地方对教育经费使用的自主决策权。这使得学校经费与学校管理的关系脱离于地方当期的经济水平，经费的充足与否并不会因地方经济水平而有明显差异。同时，在社会经济、财政和教育财政相同的情况下，学生规模越多，地方政府的生均公共教育投入水平越低；而在义务教育完全普及的情况下，地区的学生规模和经济水平并不直接相关。

进一步研究后，贾男和刘国顺发现，家庭的校外学习班参加率和支出都随生均公用经费的增加呈“U型”分布，即先降低后升高；增加生均公用经费对家庭校外学习班和校外补习班支出的影响，是先“替代”后“互补”。

贾男解释，国家给钱较少时，随着给钱量的增多，自己就减少教育支出，这是替代的关系；国家给的钱多，自己还要付出更多，这是互补的关系。

贾男和刘国顺的研究认为，生均公用经费对家庭校外学习和补习行为的影响不是单纯的替代或互补，而是总体呈现U型、从替代转向互补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生均公用经费平均水平以下，随着生均公用经费增加，家庭倾向于降低校外学习班参与率和教育支出；而在平均水平以上，会刺激家庭增加校外学习班和补习班参与率，并提高校外教育支出。

换句话说，在生均公用经费从低、高两端向平均水平趋近时，家庭的校外学习班和补习班的参加率和支出都是下降的。当生均公共投入中等水平覆盖的范围越广时，会有更多的家庭降低私人教育投资，表现为补习率和补习支出的下降。贾男认为，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或许有助于理解家庭教育支出随公共投入增加呈现出的增减变动。如我国的课外补习对于城镇家庭主要是培优型，但对于只能进入一些薄弱学校学习的城市务工人员的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课外补习能提高他们的成绩。而对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课外补习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与公立学校在教育质量上的不公平与不均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生均公用经费极少时，家庭教育支出反而增加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目前描述的现实。”贾男说，特别穷的或者特别富的家庭，校外学习支出费用相对更多——这个多与少是相对量，与各自收入相关。究其原因，贾男解释，富裕家庭希望孩子享有精英教育，贫穷家庭希望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家庭，在阶层流动方面没有那么迫切，所以教育支出的变化幅度没有那么明显。

增加地级市层面的教育投入更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负担

刘国顺说，通过进一步的分城乡研究发现，生均公用经费增加，会促使农村家庭增加校外学习班的参加率和支出，而对城区学校的家庭影响是标准“U”型的，其中，生均公用经费增加只对地级市城区学校的家庭校外学习班支出有“替代”效应，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县（县级市）城区，家庭校外学习班支出是增加的。考虑到城区学校的分布事实上以地级市为主，则生均公用经费增加，应该是整体上降低了城市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因此，在城市均衡公共教育投入，特别是增加地级市层面的教育投入，更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负担，减缓城市人力资本投资上的竞争。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家庭和城区家庭在提高校外教育的参加率和支出上，有着根本区别，前者目的是补差，后者是培优。这说明国家在农村教育领域积累的欠账太多，现在虽然增加了对农村的公共教育投入，但增加的力度和积累还远远不能弥补城乡教育资源上的固有差距。

贾男和刘国顺的研究也提醒，事实上，教育投入上的整体扩张政策未必都能促进社会公平，由于家庭因素的影响，教育资源在代际传递上的U型趋势，不仅在现阶段存在，历史中同样如此。

为此，贾男和刘国顺的研究给出三条政策建议：

第一，义务教育经费“三增长”政策措施，在不同地区对家庭校外教育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投入高的地区(往往是发达地区)会强化家庭间的教育支出竞赛。对此，贾男解释，对于教育资源已经集中的地区来说，一些已经处于更高阶层的家庭如果想让自己的状况更好，只有让孩子接受更精英的教育，而现有的公共教育资源不能满足需求。所以他们只能通过更多的家庭教育支出，实现向更高阶层的流动。

第二，即使在公共教育投入差异不大的同地域内，增强校际间的师资力量流动，避免高、低职称教师扎堆儿，也有利于减轻家庭在校外教育上的竞争。尽管已经全面普及了义务教育，但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还存在明显差距。“正是现在教育发展不够均衡，各地差异比较大，才导致大家都想追求好的教育资源——差的想好一些，好的想更好。”贾男说。

所以，他们的第三点建议是，在“地方办学为主”的义务教育体制下，国家要进一步推进均衡发展战略，有利于打破人力资本的地域固化，缩小家庭通过校外教育进行优势资源代际传递而形成的教育差距，有利于教育结果公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