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瑛打牌有个习惯，起牌的时候不看牌，扣着沿桌边摆一排，等13张抓齐了，一起翻开来看，她喜欢这种通观的感觉。只要码起来有某个大番种的模样，她就会朝那个方向努力。

田瑛在比赛中。

很多牌友在行牌过程中禁不住吃和碰的诱惑，又怕打生牌给别家放和，所以选择“短、平、快”的打法，凑够8分马上和牌。田瑛会一意孤行，冒着点炮的危险拼一把，她拼出过不止一次“十三幺”。

“做出大牌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一整天都会心情愉悦。”田瑛说，竞技麻将不挂彩头，有些打惯休闲麻将的牌友刚接触竞技麻将觉得没有刺激没意思，但是一旦上手了几乎没人再打休闲麻将了，因为“太简单了。”

阎文英学打牌的经历和田瑛很像。1998年，他从西安科技大学退休，做了几十年的地质系老师，常年带着学生到处勘测。“突然就退休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心里空落落的。”

阎文英十几岁离家读书，至今保留一口纯正的河南乡音。牌友们经常逗他，远远地模仿河南话冲他大喊“阎（四声）老师”，他也不恼，慢悠悠走过来问一句“恁干啥？”

跟朋友学会了打麻将，阎文英的生活充实起来。“这个东西真上瘾，一天不打真想打。”学校的棋牌室每天下午两点开门，他中午吃了饭就去等着，“去的晚了就没有座位了。”偶尔有事没有占上座，心里就着急，打不上抽空也得去看两把。

他有一套打牌的顺口溜。“牌从门前过，不如摸一个”，所以不要轻易吃牌碰牌，多摸一摸才能变换更多牌型；“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所以单调将必须慎之又慎。

阎文英攒了一箱子打麻将得的奖状，最辉煌的一次是2015年去韩国参加世界麻将锦标赛：团体冠军、个人第十名、单局最高分，他连着上了三次领奖台。

这次南昌的比赛，他打得“一塌糊涂”，快80岁的人了，“年龄不饶人，明显感觉退步了，以前反应可灵活，现在都迟钝了。”这话听着悲伤，他用一句玩笑化解了，“噫——不过打麻将这事儿，上了贼船下不来啦。”

“坐着飞机出国打麻将”

火车上的牌手们一点也不像是要去参加比赛的紧张样子，更不像一群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吃饱喝足了三三两两凑着聊天，一个个嗓门洪亮、中气十足。

田瑛拿手机抓拍沿途的风景，绿油油的菜畦夹着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她把照片发给儿子，欢喜的表情让人想起出门春游的小学生。

十几年来到处参加比赛，习惯了出门远行，天南海北好像就一抬腿的距离。走到哪里先打牌，后旅游，玩够了才回家。二十多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一个用老年手机，戴上老花镜，拿起智能手机，照片、微信、朋友圈一个比一个玩得溜。

王桂英常说“贪玩的老人不会老”。

陕西团所有成员合影。

2005年，世界麻将组织在北京成立。2007年，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了在四川举行的首届世界麻将锦标赛。竞技麻将在世界范围内培养了一批忠实拥趸。国外也开始举办各类麻将比赛，邀请中国选手参加。因为“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成绩突出，名气大，得到了不少的邀请。西安牌友们也“坐着飞机出国打麻将”，他们的口号是“以牌会友，外加旅游”。

西安牌友在国外的比赛中取得过不错的成绩：2012年中日交流对抗赛亚军，第四届麻将世锦赛团体冠军、2016年奥地利公开赛冠军、季军。他们也有发挥不好的时候，2013年受邀参加法国麻将邀请赛仅获得团体第四名；2014年，在法国举办的麻将欧锦赛上，他们遭遇了最严重的滑铁卢。这次比赛，他们个人最好成绩第30名，团体最好成绩第37名。

虽有遗憾，她们也没太在意，输赢对她们来说远没有“玩得开心”更重要。万没想到还在返程的路上，网络舆论攻击已经如潮水裹挟了她们。

“丢中国人的脸。”“为什么不让我二姨去参加比赛。”“跟国足一个水平。”

回国后，面对接踵而至的媒体，大妈们委屈得直哭：“网友根本不懂竞技麻将的规则就乱骂人”；“怎么能拿我们跟国足比呢？国家花了多大的财力物力支持足球，我们出来比赛的钱都是自己掏腰包的。”

阎文英看得心寒，“麻将在国内官方的比赛中没有一席之地，我们出国参加比赛也没人重视，赢了是应该的，输了却一片骂声。”

低落情绪持续了一阵子，媒体的报道和解释收获了部分体谅和理解。牌友们按捺不住牌瘾，再次出发了。

“外国人虽然起步晚，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是按规则学的，非常规范。”田瑛说。国外的选手很多是年轻人，头脑灵活，牌技长进很快。他们的赛场特别安静，只能听到五个发音蹩脚的中文“吃、碰、杠、和、花”。

2012年，田瑛去日本参加中日麻将交流赛获得亚军。一名日本牌手亲手做了三套和服分别送给冠亚季军。“我的那套是肉色的底子，上面绣了粉色的小花，非常精致。”

看到外国人对麻将的热情，作为中国人，她从心底里希望麻将能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活一把自己”

西安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一月到三月放寒假，每年春节过后第一次打牌的场景都让王桂英感动。大冷的天，几十口子人，穿得漂漂亮亮，大包小包拿着过年家里做的好吃的赶过来，互相一见面上来先拥抱，“那么长时间没见，都想得慌。”

对王桂英们来说，“联谊会”的意义已经远远不只是牌搭子，而是点亮了晚年生活的社交圈子。在这种不依附于日常生活的关系里，他们玩笑、打闹，甚至抛弃了年龄和社会角色，只有麻将、旅游和快乐。

田瑛说，她打麻将以来，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她内向忧郁，在各种各样牌友的带动下，她越来越开朗活跃，偶尔还抢着讲话。

她祖籍山东，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到了兰州，毕业分配进入航天系统做工程师。她先在北京中关村待了五年，之后随单位搬迁到西安临潼，在闭塞的厂区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带大了一儿一女。

这次去南昌参赛，包括食宿每人1100元。而此前出国比赛，也全是自费，平均一次一万多两万元。旁人议论他们为了打麻将花那么多钱，田瑛说，“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吃了大半辈子苦，该给国家和家庭奉献的都奉献了，现在还有点时间，我要活一把自己。”

麻友祝旭清对此总结说，他们这支以离退休干部为主要成员的队伍，精神需求比物质需求重要得多。

1964年，阎文英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分配志愿上，他写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背着行李卷，提着装标本的破箱子到了西安。从1966年到1992年，他带着学生在地质队和矿上实习，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

现在他跟着牌友们再次踏上征程。“一出来就只有牌和玩，一切烦心事都丢在脑后了。”多数地方对他来说都是故地重游，“几十年过去了，能再看看挺好，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南昌的比赛，陕西队集体牌运不顺，团体和个人一个名次也没有拿到。大家嘻嘻哈哈抱怨两句，“上家盯我盯得太紧了，一张也不给打。”或者“哎呀我不该给他点那个炮的”。

比赛结束第二天一大早，旅行社的车等在宾馆门口，他们要分两路去庐山和井冈山。4天后，他们会返回西安准备下一次征程了。这两天，山西还有一场新的比赛在等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