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廷钰的房子有衣帽间、Hello Kitty公主房，有5间卧室，属于子孙，老两口则坚决不住进来，住偏房，“怕死在里面，将来孩子们害怕。”

儿子在屋里装了3个摄像头，远远俯视着大门口，让他身在澳洲也能看见爸妈的情况。“以前在生产队里面，跑也跑不掉，务农，放牛放羊，一个人没有出去的，现在跑来跑去，都跑到外国去了。”任廷钰出生于1948年，记性很好。

他没去过澳大利亚，因为坐飞机会吐。60岁的时候他坐飞机到北京，吐得稀里哗啦。“我儿子让我去外面旅游，我不要去，都是一样的。故宫、天坛、八达岭，都一样的。什么地方都不如家乡好，随便哪个人，生在哪里就是哪里好。”

任廷钰曾经跟随儿子去上海，居住在静安寺的顶层楼房里，“什么也看不见”。“上海空气不好，房子太高。乘电梯都会晕，乘公交车也会晕，找不到方向。”

他一定要回老家，说是叶落归根。他最喜欢去山上转转，景都看遍了还是要看。

山上种着茶叶，先人一步步开垦出梯田。现在村内家家户户有制茶机，茶叶是主要经济作物。任喜祥是村里少有搞长途贩运的人，如今也已近退休年龄。改革开放之初，他决定去山东贩茶。没有本钱，借了2000元，扣掉50元利息，揣着1950元上了车。那时他胆子很小，开面包车走小路，怕被查税。时代刚刚掀起一块小口子，他冒冒失失的，至今也搞不清当初是不是需要交税。

钱是赚了些，但随着欠账增多，利润越来越少。打电话催债不给，人就得跑过去要账。“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微信给你转账几千，要什么品种，马上发过去。”

在任廷钰眼里，时代流转最显而易见的参照物还是房子。他的父亲四十多岁去世，他是家里的老大，底下有6个弟弟妹妹，一家9口挤在36平方米的老房子里，艰难过活。

在任廷钰28岁时，他拥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4个兄弟一起用泥巴建的。48岁时，他用外出打工的钱建了3层两间的房子，用的是白灰，墙根裂了大缝，因为没钱，水泥用得少，也没钢筋。到了68岁，他有了全村最气派的房子。几十年前大家盖房子帮来帮去的，现在一天需要120元的工钱。

“我小时候，村子只有现在一半这么大，全村一间新房子都没有。”

他记得1961年，村里饿死过人，树皮摘下，煮一煮，吃了。山上找不到青色的东西，能吃的都吃了。

磕磕绊绊长到19岁，在祠堂里半工半读。祠堂就在现今文化礼堂的位置，有16间房子大，“柱子那么粗”，任廷钰双臂围了个圆。雕梁画柱，每根柱子配有对联，大梁上有横批，挂有匾额。祠堂供奉着几千个牌位，每有一个人死去，牌位就多一个出来。

逢年过节，祠堂也照常做戏，吸引的极有可能是同一批人——当地的越剧伴着这些人的青春，如今他们成了爷爷奶奶，仍是喜欢天不亮就去文化礼堂抢座位，不睡觉也要听到天黑散场。

那时的戏台规模宏大，可容纳千余人看戏，五间大厅，前面中央戏台，两边道地天井，两旁是男女厢房，供老人妇女小孩病弱者看戏。戏台楼上是化妆室、休息室，楼下是厨房、商铺。戏台设计科学，中央上方有个八角音箱，演员唱戏时声音柔和动听，好比现在的立体音响。

这戏台先有绍剧《闯王进京》《牛郎织女》《木兰从军》，后有《智取威虎山》，全本《沙家浜》《奇袭白虎团》。

进入火红的时代，久旱无雨，晒得庄稼死去活来。“有文斗，也有武斗。老百姓自己斗自己，用枪打，砰砰砰，镇上死了好几个人。”任廷钰说。文革把牌位烧了，老庙也毁了。

老家谱上还记载着祖先的规训：“祠字创立维艰，子孙尤宜深省，三年翻盖或损坏即行修葺，不得怠缓坐视。”

到1981年，祠堂拆掉，开始建“大会堂”。但大会堂造得不好，上面漏水，木头腐蚀了，在新千年的夜里轰然倒塌。

“本来那天要放电影的，幸亏没放，不然肯定要压死人的。”任廷钰回忆。

老建筑倒的倒，毁的毁，败落如同春雪融化，既缓慢，又势不可挡。只剩个旗杆台门孤孤零零地立在村子中央，显出颓唐的样子。

它距离任伟永的房子不过两百米，却是时隔200年对于“显赫”的差别定义。现在村里人称发了财的人为“老板”，赚钱赚得多最有面子。

旧时绍兴习俗，凡中举的人，便可立旗杆。“以前住的起码是绍兴地区的大官！”这是村里出过最有名的人物，任团结兴奋地说。

只要你喊一声回家，无论我在哪里漂泊，立马回来

任蓉潇说到家谱还有点不开心，“那张全家福我是闭着眼睛的，单人照里我正在怀孕，胖都胖死了。”任蓉潇出生于1990年，是任团结唯一的女儿，刚刚做了妈妈，孩子2个月大。

她的爷爷任朝罗今年81岁，正好连接了前后两本家谱的间隔。他是村里辈分最大的人，跟着儿子任团结住在嵊州市里。

“我生孩子那天是早上8点多进去，下午3点多出来。后来他们告诉我，我爷爷一步都没离开过产房外，饭都不去吃。”玄孙女刚一落地，任朝罗就算了生辰八字。

孩子软趴趴的，一开始任蓉潇都不知道该怎么抱。她刚刚开始感受到生命的奇妙。好没影儿的她感觉忽然进入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引出另一种情况，一来二去便连接出一个现实世界。

这个过程很像电影，就像在史铁生笔下，虚无的银幕上，忽然就有了一个蹲在草丛里玩耍的孩子，太阳照耀他，照耀着远山、近树和草丛中的一条小路。然后孩子玩腻了，沿小路蹒跚地往回走，于是又引出小路尽头的一座房子，门前正在张望他的母亲，埋头于烟斗或报纸的父亲，引出一个家，随后引出一个世界。

对于老人来说，开端是石舍村半山坡上的老房子，透过窗户第一次瞧见的世界。柿子树树枝延伸到屋顶上，最勇敢的孩子才敢爬上枝头摘柿子。还有一种叫做“洋肥皂”的大树，果子外皮可以用来洗手洗衣服。红豆杉的果子淡淡的，甜甜的，滑滑的，枝条坚韧，用来荡秋千不会折断。还有桂花、苦丁茶、三角枫、女贞子、冬青、合欢、麻栎、银杏……

村里1997年出生的任巧铮还记得用凤仙花做指甲油，“那应该是小女孩第一次觉得很美吧。”任巧铮在泰州读大学，学旅游管理，她家里用空闲的二层楼开了民宿，铺着火红的被褥，一个月都难得有人来住一次。“基础还可以，但缺乏特色。”任巧铮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雪地靴，用专业知识评判着自家买卖，“家乡的变化与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相关度，农村只是比城市落后一点。”

她正用小爬犁翻晒萝卜干，初春的阳光洒下来，家里的母鸡舒展羽毛蹲在土里晒太阳。

年轻人生不出沧海桑田的许多感悟，对故乡的感念多与童年和亲情相关。

“过年回家见到儿时玩伴，聊的都是小时候的事情。”村里的大人在白天各忙各的农活，鸡鸣没多久，小孩子便静静穿过邻居的狗窝，咚咚敲门，一个小脑袋伸出窗口，一个人变成两个人，再变成一群人。

在晒场跳房子，在溪边过家家。伸手进河里用毛巾前后一兜，就能捉到鱼虾。梯田里有水生田螺、黄鳝、泥鳅，还有米虾，一种银白色的透明小虾。春天迎春花开满山，任巧铮放下爬犁，随手往远处一指，“迎春花，吸一下，可甜。”秋天野山楂遍地，很刺。

“每次我玩到一半，别人就说你姐又喊你回家了。”任巧铮深夜跟姐姐回忆过去，“总觉得你喊我的时候又气但又很幸福。”

“总是不肯回来。”做护士的姐姐说，“总是逃出去玩，喊你都不回来。”

“你放心，我一直是跟在你屁股后面的妹妹，从小到大，只要你喊一声回家，无论我在哪里漂泊，立马回来。”

“这可能就是这么多人回来拍全家福的原因吧。”任巧铮说，家谱和村志告诉他们，“哪一块山是我们的，哪一块田是我们的，有种另外的乡土感。我们想着去城里，不会待在这里，上一代想的却是把更多的东西留给我们。”

说话间，她姐姐6岁的孩子跑来找她玩，拿着iPad，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村里50岁以上的人很少能说普通话，全家福里的他们大体都能互相认识，年轻的却有很多都面生了。

任蓉潇在嵊州市的银行里做客户经理，生孩子一周前还在上班。婚后两家父母给买了大房子，有装修现代的KTV歌房，窗外就是繁华的商业城。

新生命和新生活在年轻人跟前儿大刀阔斧地展开。年节里，他们把上一辈从戏台拉到微信里，抢红包。

一些人开始与土地告别。“我孙女18岁，不想老家，也没有家乡观念。”任廷钰的孙女正在澳大利亚读书，过年回家，整天抱着电脑不出门，“像小鸡一样”。她回家的十天里，作息比爷爷调慢了4个小时。

“我看她在电脑上玩蛇，开头这么一点长，”任廷钰两个手指一掐，“后来这么长，拉着”，他两手张开比了比，带着点好奇和又不愿意凑上前去的威严。

孙女不讲话，“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想法。”

连吃的东西都不一样，“他们吃的牛排、牛奶、巧克力，都是自己带回来的。我们吃的是大米饭，吃咸菜。他们不要吃咸菜，要吃新鲜的东西。”

有时候孙女喝过的牛奶不要了，任廷钰就拿起喝掉，虽然现下有了钱，但他不喜欢浪费，一顿饭吃不完，下顿还接着吃。

“牛奶还可以，不喜欢吃巧克力，太苦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