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非但刚刚生效的“特朗普式严防死守”全无效力，而且自2014年起特意在伦敦增加的防范力量，也未能及时作出反应：自2014年起伦敦的反恐警戒级别一直是“严重”，从未调低，“11.13”后警力增至2100-2700，并在公共场所派遣了武装巡逻队，但所有这些仅来得及放了个“马后炮”，还付出了一名警察的生命。

事实上伦敦本就是恶性原教旨暴恐事件的密集发生地：2005年7月7日，G8苏格兰峰会开幕第二天，4名英国本土伊斯兰暴恐分子在伦敦市中心公交系统制造连环爆炸，导致56死、700伤的英国史上最严重暴恐事件；2013年5月22日，两名本土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南伦敦伍尔维奇高呼极端主义口号，当众刺杀了1名英军士兵；2015年12月29日，1名极端分子高呼“圣战”口号，在东伦敦莱顿斯通车站刺伤两名路人……这仅仅是“大事”，“小事”则近乎隔三差五便会上演。

迄今为止，欧美大多数国家仍然执着地将“防边防外”当作主要本土反恐安全防范措施，其立足点仍然建立在假定恐怖组织会和“9.11”时那样，采用让外籍专业恐怖分子从外入境，用“常规”军火发动“准特种作战”的形式，但事实上近年来“9.11”后这类“本土独狼式”暴恐袭击远较“9.11”式为多，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案、麦克默里堡军医戕害战友案是如此，2016年法国尼斯“7.14”血案也是如此（凶器是一辆在欧洲到处可见的集卡车），嫌犯大多是在虚拟空间和网络被洗脑的本国人，凶器也多为土造或就便。在伦敦，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前述各起、包括刚刚发生的“3.22”事件，已知作案者几乎都是英国籍，甚至在英国土生土长。外贼易躲，家贼难防，对于这类恐怖威胁，陈兵国门、严防死守，又能如何？

种种迹象表明，这种“中心开花”的暴恐方式，很可能成为极端暴恐的“新常态”：“伊斯兰国”发言人、著名恐怖首脑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Abu Mohammed al-Adnani）2014年曾经在网络“洗脑”中公开煽动，“即便没有枪，没有子弹和炸药一样可以‘圣战’，你可以用各种借口约‘异教徒’单独见面，然后用石头、用刀、用毒药、用车……都可以杀死他。你甚至还可以把他扔下悬崖，或者赤手空拳地掐死他”。很显然，在一颗充满偏执、仇恨、暴力的极端主义头脑中，任何在普通人看来不过是正常交往和日常生活一部分的行为方式，都可成为恐怖计划的一环，任何在普通人手中用于工作、娱乐、社交的普通事物，都可变成致人死命的凶器。甚至哪怕什么武器都没有，只要这种“看不见的凶器”根深蒂固存在，惨剧就随时随地可能发生。

应该承认，对这类“家贼”，各国暂时还没有有效的应对手段，甚至至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事发时，首相、阁员和下议员们正在威斯敏斯特宫开会，讨论包括“脱欧”在内的重大问题，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政要们乱作一团，首相等人匆匆转移，少数议员不知所措中竟失声痛哭，而个别政要（如副议长霍伊尔Lindsay Hoyle）竟吓得拒绝转移……

但他们很快就冷静下来，宣布“翌日一切工作照旧”，当然，也包括“脱欧”。

当初“脱欧”公投之所以闯关成功，一大原因就在于许多英国人不满欧洲对非法移民、难民的“慷慨开放”，以及大量“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以欧洲为跳板涌入英国，“家贼现象”的又一次发作，只能让这种固已有之的情绪进一步放大，从而令本就覆水难收的“脱欧”进程，更加势如脱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