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朴济英的很多朋友抛售了望京的房子，返回了韩国，但他还是留了下来。

不过，当韩国企业、中国企业、韩国人、中国人，从四面八方涌入望京时，朴济英选择离开。2012年，他迁出望京，搬到燕郊。那里房价便宜，且两个孩子已经长大，不用担心上学问题。

他眼睁睁地看着望京房价一路飙升，“比首尔的房价都高了”。没能在中国买套房，成了他的遗憾。

在望京，人均租房的价格是4000元至6000元。房租的不断上涨，也促使着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分散到北京的各个角落。

成英善已经习惯了中国飞驰的速度。“第二天醒来，又不一样了，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感觉”。让他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为了迎接奥运会，一半的北京出租车换成现代汽车。“之前都是红色的出租车，价格都不同，后来统一汽车排量标准2.0L。”

如今，连去韩国留学两年回来的中国学生，都觉得中国发展太快了，一不小心，自己就落伍了。在一次班级聚餐交份子钱时，只有从韩国回来的小王掏出了钱包，其他人都掏出了手机，用微信、支付宝付款。

但北京急速上升的房租让成英善感到压力。他偶尔去看电影，却抱怨“电影太贵了，在北京文化生活的价格太贵了。”不过他还是保持了韩国人爱喝酒的豪爽传统，周末时会和朋友去韩餐店喝两杯烧酒。

“中国一直走的是一条快车道。”权素姬对中国飞速的发展也感触良多。

这样一个飞速冲刺的中国，却并不能处处都令具滋元感到满意。为了看兵马俑、华清池，他去过12次西安。但十几年后再次来到这里，曾经“周围全是农村”的旅游景区早已修葺一新。“这里是西安、上海还是北京，我已经分不清了”。再一次站在这个古都，他陷入了迷茫。

理解，更理解

朴济英搬了新家，到河北燕郊后发现，在他新生活的周围，只有两家大超市，一家乐天玛特、一家沃尔玛超市。可是最近的一天，他上班回来时发现，乐天玛特关闭了，沃尔玛人满为患。

据称，截至3月19日，已有67家在中国经营的乐天玛特门店暂停营业，还有约20家门店自愿决定关店，这些占了乐天玛特在华门店总数的近90%。

在一段网络视频中，一群年龄不超过12岁的学生发誓要抵制韩国货。

同样是教师身份的朴济英感到这种做法不妥，小学生没有判断能力，“如果这个小学生活到90岁，他80年都有这样的记忆。但是中韩关系肯定会解决。”

自己在上课时，无论底下是韩国学生还是中国学生，他一直强调要有一个“过了就不及的度”，“矛盾必然有，但是不要太过，出现了赶紧解决”。

去了中国一所知名的外语院校担任韩语教师，具滋元在上课的时候，同样会把不同的观点呈现给学生。

这位老师会在上课的时候插播少女时代MV、韩国综艺节目，也会跟着学生一起观看调侃韩国大叔、揭露社会丑闻的韩国新闻纪录片。他会说韩国社会竞争压力大，一些年轻人为了就职不惜整容，也会说在中国遇到的一些事。“我就是按照事实讲，不要让大家存在什么幻想。”他说。

不仅让中国学生了解韩国，每周四，他都要搭公交，从海淀去望京，给韩国同胞讲述中国历史。

“双方都要认识一个真实的世界，不管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这样。学习不同的文化，是需要互相理解和尊重。”具滋元说。

回到韩国，具滋元都有些不适应了。网上购物都要交给妹妹完成，因为自己懒得申请账号。吃饭更习惯拿筷子扒饭，而在韩国的饮食习俗中，喝汤和吃饭都应该用勺子。

更有甚者，当他端起饭碗时，母亲就会一脸惊讶地看着他，说“你怎么这么没礼仪？”因为在韩国，“端碗吃饭像乞丐”。

聊聊吧，再聊聊

尽管两个孩子回到韩国上大学，朴济英自己暂时还没想过回韩国。“我已经离不开中国。”他坦言。

对于朴济英来说，首尔到北京坐飞机只需要1个小时40分钟，比上海都要近。“实际上，我在生活上也离不开”。他的微信里百分之八九十也都是中国人。

“我的人脉、对社会的看法都是在中国形成。”朴济英说。

有韩国留学生说，每次回到首尔时，他的朋友说要带他去吃好吃的菜，他失望地发现“好吃的菜”并不是指传统韩餐，而是中餐、西餐，这些他在北京都能尝到。“不是有个说法吗，在北京能吃到全世界的菜。”

对成英善来说，他从没打算回过韩国。他更担心的是，回国之后，同样不能接受国内的看法。“一直在韩国成长的人，想法特别窄，接触的范围也特别窄，遇到外国人，‘唉，什么呀’，如果看到新闻里和中国相关的消息，就说‘当然’！和他们在一起的话特别有压力。”

朴济英认为，国外留学的经验非常重要。“如果我没有留学过，也可能跟国内的韩国人一样，看法狭窄。”

深陷中国朋友圈的朴济英，身边很少有人和他说“萨德”两个字，他也不会主动谈及。

“兄弟之间、邻居之间吵架不高兴都会有的，但是过了某一个程度只能搬家了。比如两家之间，关系已过了，起诉了、打官司了，就麻烦了，不好处理了，感情就是这样的。因此这个感情破坏了，肯定就后遗症大了。”朴济英说。

在中国待久了，朴济英理解了中国话的“深意”。这几日，他约一个中国朋友吃顿饭，对方回复“最近很忙”。他“明白中国人的习惯、做法”，推测对方可能真的很忙，也有可能最近气氛不好，不愿和韩国人来往太多。

一位在韩国留学两年的中国留学生，看见在他回国乘坐的飞机上，几乎没有游客的身影，在以往这个季节，都是人满为患。

他本来已经入职某国内旅游公司，但因为韩国团体游产品下架，最终面临失业的困境。

成英善有个朋友，跟中国一家电视台合作了一个中韩合资项目，策划了一年，最终流产。

王晓玲说：“韩国人跟中国人在文化心理、情感沟通都是比较近的，很容易成为朋友，并不是说今天就完全变了。”但是，“民间感情，伤害一次是很大的。”

具滋元说，“老百姓之间还是得多交流。先坐下来聊聊天，听听对方说了什么。”

3月25日的望京，直到晚上8点，韩式烤肉店前依然排满等号的中国食客；四川火锅店门口，推着婴儿车的韩国妈妈，起身和中国朋友道别；大厦外，三四个中年男子一边抽着烟，用夹杂着英文和韩语的中文聊着天。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夜晚。

在望京地铁站附近一处“望京韩国城”的建筑外，不知何时起，招牌中间的“韩”字，不见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成英善、权素姬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