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增速放缓是国内国际原因共同通用的结果

第一，经济“新常态”总需求疲弱是投资增速放缓的总量原因。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很可能正在运行L型拐点，即未来几年经济增速有可能改变明显下行态势，逐渐转向波动中横向运行。Pritchett和Summers（2014）曾指出，由于“向均值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现象的存在，中国一直维持9%，甚至7%、6%的增长水平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Barro（2016）基于条件收敛和全球经验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回落到4%这一潜在增长率水平上。

第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工业“去产能”是投资增速放缓的结构性原因。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去产能”在2016年取得了良好成绩。可以肯定的是，新增产能项目的审批大量减少了，也就是说产能的死灰复燃也只是利用原有机器设备，并没有新增过多的固定资产投资。国务院曾多次开会和发文明确表示，严禁新增产能的审批。例如，国务院派出调查组，严肃查处河北安丰钢铁公司未批先建、边批边建钢铁项目；江苏新沂小钢厂生产销售“地条钢”等顶风作案问题。2017年1月，国家能源局下发十一省（区）新建燃煤发电机组停建清单，停建项目装机容量总计高达2221万千瓦，约占2016年新增煤电装机总容量的55%。简言之，“去产能”可能带来产能波动，但是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放缓。

第三，部分地方领导干部作为不积极是投资增速放缓的体制性原因。很多学者反思中国制度的特殊性，认为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领导干部竞争体制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制度基础。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之后，中国对领导干部的晋升标准确立为以经济绩效为主，激励关心仕途的领导干部追求经济绩效。而为了做大一方经济，领导干部则像经营企业那样经营着一个城市或地区，同时为了扶持企业发展，主动招商引资、吸引落户、代表企业向上级要政策，成为改革发展的第一行动集团。但是，本轮改革在提高中央决策层改革意愿的同时却出现了“中间层不作为”的局面。在部委及地方政府层面，很多改革设计没有被很好的消化继而转化为具体举措。部分领导干部在疏导市场机制的落实层面上作为不够积极，未能让市场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第四，金融和房地产抑制是投资增速放缓的金融原因。目前，金融服务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帮助不足。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收益分配格局看，实体经济处于弱势地位，金融业获取高利润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并存。而且，金融发展过度，已成为对实体经济有显著负外部性的攫取性金融体系。从社会报酬结构看，金融业的资本回报率和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都很高，导致包括资本、人才和企业家才能等创新要素“脱实向虚”。攫取性金融的后果就是“金融诅咒”，极端情况是金融越庞大，实体经济越凋敝。其主要作用机制是虹吸效应，即金融过度发展导致社会报酬结构有利于金融业而非实体经济，从而导致创新要素不断被吸引到金融业，从而使实体经济难以得到其亟需的创新要素，对实体经济产生负向效应。

就房地产业而言，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就有限。自2009年之后，房地产投资急速下滑。尽管如此，房产热的负面作用仍在持续发酵，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房地产投资对GDP拉动的边际效应正逐步递减；其二，房地产虹吸了过多的资本和人才，变相挤压了其他行业的生存空间。其三，从更长远的影响来看，房地产或将令产业结构逐渐“脱实向虚”，助推浮躁的社会风气盛行。

第五，逆全球化趋势蔓延是投资增速放缓的国际化原因。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意大利公投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频发，显示国际上民粹、本土、反全球化趋势日渐成形，令中国严峻的进出口形势雪上加霜。同时，美联储加息成为本年度牵动中国资本流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资本市场波动的重大事件。2016年，我国进出口总值36849.3亿美元，同比下降6.8%。其中出口20974.4亿美元，下降7.7%；进口15874.8亿美元，下降5.5%；贸易顺差5099.6亿美元，下降14.1%；2017年1-2月，得益于进口拉动，进出口数据好转。1-2月，我国进出口总值5635亿美元，同比增长13.3%。其中出口3028.1亿美元，增长4%；进口2606.9亿美元，增长26.4%；贸易顺差421.3亿美元，下降50.4%。

第六，民间投资的积极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自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放缓，从2012年的24.8%放缓到2015年的10.1%，而2016年增速仅为3.2%。2017年1-2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497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6.7%，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3.5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8.9%）。今年前两个月民间投资的陡然上升与年初PPP项目的集中落地应有很大关联。然而，PPP项目落地峰值或从二季度开始逐步退潮，对基建和民间投资的拉动作用也将明显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