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办公室安在了医院

焦裕禄住进了开封医院。

人进了病房，心却留在了兰考，口中念叨、嘱咐的仍是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医生对病人负责，劝他既来之，则安之，好生休息，好生养病。他苦笑了一下，说：“不行啊！兰考是个灾区，那里有许多工作在等着我，我怎能安心躺在这里休息呢？”

肝疼，腰也疼起来，于是烤电治疗，烤得皮肉起了水泡。病情有了大致的诊断结果，地委领导决定，送他到郑州的医院再行诊治。焦裕禄说什么也不愿意：“我的病没有什么了不起，灾区那样穷，何必把钱花在这上头？在这里诊断出病情以后，我还是回到兰考去，可以一边治疗，一边工作嘛！”

地委领导得知他的态度，多次派人到他床前，反复说明：“叫你去郑州，是为了尽快地治好病，使你能更多地为灾区人民服务。”他终于同意了组织上的决定。

进入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后，诊断为“肝癌早期”。妻子徐俊雅看到了这个诊断，如雷击顶，焦裕禄察觉到了她神情的变化，笑着问她：“你怎么啦？”徐俊雅回答：“没什么，只是想孩子了……”焦裕禄没有再说话，他大概已经明白了一切，因为郑州大医院的医生要他转院到首都北京。

于是到了北京医院，专家会诊，专家剖开了他的腹部，确诊结果触目惊心，上面写：“肝癌后期，皮下扩散。”交给焦裕禄看的是虚拟的一份，上面写：“慢性肝炎，注意休息。”是他本人早有恶性病的判断。专家摇头表示：“只能采取保守疗法，无能为力了……他的生命最多还有20多天的时间……”这样，焦裕禄又被送回到郑州的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当年焦裕禄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时，赵自民是河南医学院医疗系的一名学生，正在医院实习，他跟随学习的医生就是焦裕禄的主治医生。那个时候，赵自民曾询问过焦裕禄的病情，为焦裕禄做过病历记录。

“当时只知道他叫焦裕禄，是个干部。”50年后，赵自民回忆说，焦裕禄住院时，肝病已经很严重了，虽然身为县委书记，但他为人和气，当时住在大病房里，没搞一点儿特殊。“我作为实习医生，按照医生的安排，问问病情，做做记录，虽然只做了这些工作，但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在郑州住院时，来看望焦裕禄的人络绎不绝。每次见面，他总是告诉同志们：“不要来看我，自己病了不能工作，花了国家的钱，还麻烦同志们看我。”“都不要来回跑了，耽误工作，我心里很不安哪！”他似乎有问不完的话，多是问除“三害”工作的进展情况。他告诉护送他的县统战部负责同志，应该快一些回兰考，向组织汇报他的病情，叫同志们团结一致，治服“三害”。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仍然惦记着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家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的盐碱地上麦子长得怎么样，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5月4日，焦守凤到郑州探望病重中的父亲，只见他嘴唇干裂，脸黄如纸，说话要用很大的力气，仍然上气不接下气。

门外暴雨如注，疾箭般的雨点射在窗上。焦裕禄见到女儿的第一句话就是无限忧愁的念叨：“小梅，咱兰考淹了没有？你把咱县的实际情况告诉我！”焦守凤含泪摇头。可是，他不相信，便劝徐俊雅回兰考一趟，看看庄稼到底淹了没有。

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焦裕禄仍在努力学习，阅读书报，也就一张报纸他也需间断几次才能看完。徐俊雅与护士都劝他多休息，不要看书报了，他总是说：“有病更应该学习，病人有了精神食粮，才能正确地对待疾病，战胜疾病。”

“老韩陵的泡桐栽了多少？”

就在焦裕禄病重期间，他看到除“三害”初见成效，劳动人民将要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曾激情满怀地想接着写完那篇文章《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可是，这篇文章刚写了一个开头，他的病情就恶化了。焦裕禄对办公室的同志交代说：“看样子，我的文章写不成了，让张钦礼书记写吧！他写好稿子署他的名字也行，署俺俩的名字也行。”

5月初，刘俊生到河南日报社去送稿。一位编辑告诉刘俊生：“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一个叫赵文选的打电话找你，说你们县的县委书记在那里住院，他找你有事叫你到那去一趟……”

当天，刘俊生赶到医院，找到随同焦裕禄治病的赵文选。赵文选告诉刘俊生：“焦书记让我往河南日报社打电话，找你好几次，他想问您些情况……”

刘俊生来到焦裕禄的病房，看到他半躺半坐地歪在病床上，眯缝着眼睛。刘俊生轻轻地喊了一声：“焦书记！”焦裕禄看到刘俊生来了，抬起放在胸前的手，指指凳子，示意让刘俊生坐下。刘俊生看着焦裕禄蜡黄消瘦的面孔，看着他说话少气无力的缓慢情景，很难过。一个多月不见面，焦书记怎么变成这个模样？

焦裕禄说：“我想问问……咱县除‘三害’斗争那组稿子……报社发不发？”刘俊生回答：“这次，我到报社送稿，专门问了这件事。总编室的同志告诉我：‘兰考的专版，暂时不发了’……”

焦裕禄听后，表情凝滞，用低沉的声调一句一停地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好……发不发，这是省委的事，报社的事……发了，对我们是个鼓舞；不发，对我们是个鞭策……”

焦裕禄沉默了一阵后，又把话题转到另一方面：“前几天，一连刮了几场大风……又下了一场大雨……沙区的麦子打毁了没有？洼地的秋苗淹了没有？”刘俊生告诉他：“咱县封的沙丘，挖的河道，真正起作用了，连沙丘旁的麦子都没有打死，长得很好。洼地的秋苗也没有淹……”

焦裕禄问：“老韩陵的泡桐栽了多少？”刘俊生高兴地告诉他：“林场里育的桐苗，全都栽上了，都发出了嫩绿的新芽，看样子都成活了。”

焦裕禄又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咋样？”刘俊生说：“我刚从那里采访回来，群众看到深翻压碱后种的小麦，都高兴透了，形容说：今年的小麦长得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弹，钻进一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由于问话太多，太激动，太疲劳，焦裕禄竟然昏迷了过去。等他醒来，一把拉住身边的刘俊生的手，说：“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兰考的小麦丰收了。你这次回去，一定请人捎一把秦寨碱地上的麦穗来，叫我看一看。”刘俊生点头称是。

这时，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端着一碗面汤走来……接着，一位护士拿着针管走来……赵文选拉了拉刘俊生的衣角，刘俊生领会了他的意思，只好和焦书记中断谈话，说了声：“焦书记，您休息吧！我走了。愿您早点康复！我们在兰考等您！”焦裕禄缓缓挥挥手……

“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

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张钦礼，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问：“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张钦礼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呵，那我明白了……”

隔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抖地交给张钦礼，然后说道：“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

不久，医院连续两次发出了病危通知。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建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化铭、开封地委组织部长王向明赶到医院看望他，他已处在了昏迷与抢救之中。

在昏迷中苏醒后，焦裕禄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会有多少了，便严肃认真而又温和地告诉医护人员：“不要给我使用那么贵重的药了，应该留给比我更需要的、更有希望的同志。”

临终前几天，焦裕禄从手上取下自己戴了多年的那块手表交给焦守凤说：“小梅，爸爸没让你继续读书，也没给你安排一个好工作，爸爸对不起你。这块旧手表是爸爸用过的，送给你作个纪念。你要好好工作……按时上下班。”焦守凤哽咽着说不出话。于是，焦裕禄将目光转向妻子，嘱咐妻子不要向上级伸手。

焦裕禄随后，又对焦守凤说：“小梅，你们姊妹几个，数你大……是大姐姐……以后要听妈妈的话，帮助她……带好弟弟妹妹。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也作为送你的礼物……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后来，这块手表与这套《毛泽东选集》成为纪念馆的重要藏品。

1964年5月14日9时45分，因患肝癌晚期而不治的焦裕禄与世长辞，终年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