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被送进了劳改农场，军管会判了他7年刑，岳阳建兴农场，他翻土、种地，干他在家都不愿意干的农活。

自述里，60年中，陈振杰只记得他被劳改的其中3次，加起来有13年。其余的都记不清了。媒体的报道显示，他先后被劳改、劳教了8次。

在治疗肺结核的医院里，陈振杰每天帮病友登记伙食、送饭。

儿子

母亲死时他在劳改

改造期间，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的来信，信中说母亲去世了，棺材板是用他偷偷藏在家里的钱买的。

年轻的时候回村里，他只挑白天村里人干农活时，避开邻居和父母。一次回家，他悄悄把偷来的50块钱藏在柜子里，那时的50块钱，是城里人三个多月的收入。

“父亲在信里给我评了7分孝心。”陈振杰盯着眼前的茶杯，两颊发颤，沉默了很久。

父亲在他心里是个柔软的词，“父亲对我好，看重我。”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死于1982年，食道癌。

文应龙记得，陈振杰回家后就到队里的林场里干工。一天10个工分，别人干不满，他能拿满。他拿布包把队里分的两斤谷米裹紧，回家就给老爹熬粥。

“直到我父亲死后，我彻底没了牵挂，又去了长沙。”那年陈振杰44岁。

文应龙眼里，父亲的过世并没有给他带来悔改，“如果成个家，有个女人拴住他，可能又不一样了。”

陈振杰说他有过成家的机会，“小时候和村里一个妹陀（方言：女孩子）订过娃娃亲。”那姑娘个头不高，梳着两根麻花辫。

“我也喜欢她。”陈振杰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他请姑娘吃饭，姑娘说她当上了老师，陈振杰不敢回话，以后再也没主动联系她，“我配不上人家。”

这之后，他彻底断了成家的念想。

陈振杰偷了60年，文应龙也没见他过上富贵日子。在长沙，他看见过陈振杰就睡在拆墙房屋的废墟里，地上积着一汪水，上面搭个木板就是床。他劝陈振杰别再打流了，“你老了怎么办？”

陈振杰低头看着脚面，说起自己的后悔事，“一没存到钱，二没成个家。”

在他心里，邻居比亲戚好。他说堂弟妹明知他住院，从没来看过他，“他们表面上挺好，心里应该瞧不上我。”

陈振杰会在饭点准时给医院食堂汇报订餐数，帮病友订饭。

老偷

从人人喊打到闲事莫管

渐渐地，他成了小偷里的老偷。

这辈子偷得最多的一次，6000块钱，在开往深圳的列车上，中途下车把皮夹子一扔，住30元一天的旅馆，吃几块钱一碗的米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他来讲，这算是奢侈的生活。

没钱了就偷，有钱了就赌。不出5天，钱都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