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回家的路

出狱第二天，杨德武就回到了老家姚义村。

村子全变了，一条宽阔的水泥路代替了原来泥泞的小路，原来村里零星的住户都集中在路边，盖了样式新颖的楼房。

杨德武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他只记得家大致的位置，在村里的西南角，十六年前，能远远看到母亲升起的炊烟。但现在，那个方向，没有路，只剩下稻田，以及稻田里有些刺眼的水光。

他跟着大哥杨德文沿着田埂走去，最后停在一片被水田包围的坝地上。

“这就是你的家。”

房子倒了，砖瓦堆在一起，上面爬满了藤蔓，看起来，像一座坟。

杨德武哇哇大哭，“回想起来就像昨天”，但他感觉中的昨天和今天，中间夹了十六年。

杨德武出事后，妻子回来和他离了婚，之后再也没有了音信。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女儿。

有很长一阵子，村里人很少看到杨德武家的炊烟了，杨德武的母亲也很少出门，出门的时候，总是低着头。

女儿杨丽春，在村小读书，“不说话，整天学习，成绩很好。看着很可怜。”村小的老教师张友木说。

母亲章毛子回忆，“当时的年月，能省就省，省下一个鸡蛋的钱，就能给监狱里的孩子买一张邮票。”

三年后，杨德文把母亲和杨丽春接到了自己城里的家。

杨德文这时日子过得也是一日不如一日。“为了跑弟弟的事儿，钱花光了，承包的饭店因为没精力管理，也黄了。”

杨丽春曾一心想考上大学，走出农村，她的成绩一直排在班级前面，但读到高一，也辍学了，因为“大伯一个人要照顾自己的家，还要照顾我们这个家，太不容易了。”

杨丽春去了浙江打工，“一个月三千多块钱，一半寄给父亲，另一半留着，攒着当父亲的律师费。”

章毛子心里着急，但帮不上忙，“自己已经不相信儿子能洗冤了，只能祈祷，自己多活几年，挺到杨德武出来的那一天。”

“望早日抓到真凶，追责办案人员”

2016年11月11日，杨德武无罪释放。

那天，杨德文花了一千多块钱，给弟弟买了一件新衣服，专门开上了自己的宝马车。

杨德文的酒店黄了后，他跟着别人承包工程，“那时候，压力大，干劲也大，想到自己要养两个家，就往死里干。”

有了积累，杨德文搞了一个苗木基地，“正好赶上前几年到处搞基建，大家也重视环境了，这行业很火爆。”

杨德文现在的苗木基地有四百亩，他成了南陵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他想让弟弟知道，自己混得不错，有了自己的企业，有能力让弟弟从新开始。

杨德武走出来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像个英雄，没有媒体报道，没有名人帮助，自己靠着自己，为自己伸冤了。

但是，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很快觉得，“自己像个狗熊”，笨拙、迟钝，不知所措。

他问哥哥，为啥每次给你打电话你都马上能接到？

他不知道现在人人都有手机，他还以为，人们靠着摆在桌子上的电话沟通。

哥哥送给他一台智能手机，他摆弄了三个月了，现在依然只会接电话。

他问八十岁的母亲，为啥商店里的东西可以随便拿？

他进监狱的时候，南陵还没有大超市，他不知道超市在门口结账。现在，他去超市，还要母亲带着。

杨丽春说，“我都觉得他没有我奶奶清醒了，出门我都害怕他在街上会走丢。”为了让他熟悉现在的县城，杨丽春会带他去街上走走，教他认认路。

杨德武才51岁，但杨丽春却觉得他已经老了。十六年前那个“做事利索，身材粗壮”的小伙儿现在身材臃肿、动作迟缓，黝黑的面孔始终紧绷着，额头上的皱纹揪起了疙瘩。

杨德文想让弟弟学一技之长，让他去学驾照，可以在自己的苗木基地送个货。

考科目一的时候，杨德武一到考场，就被“吓”跑了，“妈呀，电脑上考的，谁会啊！”杨德文叹气，“老二脑子不行了。”

现在，他留下了监狱时的习惯，有一次到民政局办事，一进门，看到工作人员就喊报告，这个动作让他觉得耻辱，“我怎么还把自己当作罪犯呢？”

出狱的时候，哥哥给他买的那套西装，袖子不小心被划了，半条袖子几乎断掉，杨德武自己缝合了一下，把袖子接了起来，袖子上的缝合口，针线突出，像爬了一条蜈蚣。

出狱五个月，杨德武学习工作，学习生活，学习如何与人相处，但越学越失望，“以前的那个自己真的没了。”他觉得自己像个行尸走肉，世界这么好，自己这么差，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死着。

他曾经工作的窑厂的老板张年宝说，当年在窑厂，杨德武技术最好，拿的工资最高。

现在，杨德武正在申请国家赔偿，人工费、精神损失费、律师诉讼费、名誉损失费等14项费用，他索赔金额为890万元。

“但安徽高院只承诺兑现200多万元，我对这个很不满意。”杨德武说，这是后半生的唯一依靠。他还希望能早日抓到真凶，对相关办案人员进行追责。

杨德武想知道和他有同样经历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从老家回城的公交车上，杨德武突然问，“赵作海怎么样了，陈满呢？”

当他听到赵作海和陈满被骗后，说了一句，“活下来了，就该稳稳当当地生活。”杨德武一路沉默。

新京报记者 安钟汝 实习生 王雅君 安徽芜湖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