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远

任先生的儿子任重对我说:“你每次来,他都特别高兴。他喜欢跟你谈话。你们俩的思想是一样的。”与先生在一起,可纵情“高谈阔论”。

任先生终其一生研究“老子”。他的态度及语气却是“节节退后”,越到晚年,越觉得难解。每出一本新书,都会说自己原来的理解还要商榷。这种治学的精神,今世还有几人?

老子说,道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个意思包含了世界的变化,顺势而成的规律,不拘一格的思考。老子的理念已经渗透到中国文化之中,诸如亏盈之道、祸福相随、事缓则圆、否极泰来等。在西方的哲学里,是找不到“应对”语汇的。

南沙沟玉兰开了,清茶相对,坐在客厅里,周围是“国图”的那些大书柜。

我信口说:“道”就是智慧。“诸子”都是思想。而思想是受“道”所统领的。所以,孔子求教于老子,“诸子百家”不与老子辩论。无论从个体生命,到世事沉浮,天下归属,无不与“道”有关。曹操、韩愈的文章大气磅礴,皆与“道家”相通。陶潜的诗受人喜爱,因他有“纵浪大化中”的理念。大乘佛教和禅,都有道家的影子。

任先生高屋建瓴,经世致用。他说:如果没有道家,中国政权更迭的历史会更加残酷。是道家的理念,给了社会、人民与文化休养生息的空间。

我对任先生说,我是离不开山水和自由的。

任先生笑云:这就是“道”啊!

冬天的昆明,我在翠湖畔,举着手机,让任先生在京城听见海鸥的鸣叫。

夏雨飘落,我在信中寄上缅桂和茉莉的小花。任先生告诉我:“花还没干,还有香味。”

任先生多次对我说:“我们有缘。”

我问任先生:“我可以算是你的弟子吗?”

任先生欣然道:“你是入室弟子。”

任先生的哲学与宗教,门下自有高足。我是“跨界”的,一名“晚弟子”。

冯先生猝逝,我惴惴地去电话吊唁。任先生平静地说:“年纪大了。”一句话,表明了他对生死的“平常心”。

后来闻知,任先生在休息两天后,依然每日编书不已。

最近,任远、任重以子女身份在媒体上披露了任先生的当年笔录:“毛主席接见任继愈谈话经过。”看到先生的遗笔,墨淡纸轻,而骨子里的清香却悠悠透出。

对于这段往事,有些人曾捕风捉影。而在任先生看来,这不过是“工作”。多少年来,他不愿意向同人及学生提及此事。

任先生在注明里写道:“毛主席鼓励个人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写在这里,未记录在其中。”这简单的一句话,省略掉了当年毛主席对他的好评。这是何等纯净的心灵境界。当时他43岁,一位中年的哲学教师。

任远与任重在文章中有一段话,令人掩卷沉吟:

“人渐行渐远,凡事早该尘埃落定,时间,改变着一切。但是有时候正相反,过去不注意,没有深入考虑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回忆过程中,倒是觉得线索明晰了。消失已久的1959年在毛主席家谈话记录最近被发现,让我们联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也对这几十年父亲的思想和为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任先生人走了,还在给这个世界注入清新隽永的启示。这就是魂魄不灭吧。

2017年2月雨水于昆明

张曼菱,曾为天津作协专业作家,1998年返回云南,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创作有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两枚校徽

2007年秋,我至南沙沟。坐定捧茶,取出新编的光盘合订本《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面呈任先生。他约略一翻,说“等一下”,起身出了客厅。

任先生再来,手心中捧着东西。到桌上一展开,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两枚校徽。颜色有别,分别为学生和教师所佩戴。

随我同去的记者们都上前去拍摄。我也拍了几张。

校徽(资料图片)

众人拍摄毕,任先生将两枚校徽再拿到手上,他拉起我的手,打开我手心,将校徽放到我手中说:“昨晚接到你的电话,我把它们找出来了。就等着今天你来,送给你。”

见我愕然,任先生说:“这两件东西,送给你是最合适的。因为你有这个感情。一枚是我当学生的,一枚毕业后我留校任教的。背后的号码就是我当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身份号码。这都记载入档的,在联大档案中能查到。”

任先生还说:“西南联大只有八年,像我这样上完了学,又留下任教的不多,所以这两枚校徽也很难得了。”事后,他对女儿任远说:“那两个校徽我给张曼菱了,我觉得给她最合适。”

校徽(资料图片)

简洁的三角形带着一种纯正的力量。任先生说,那后面的小铁杠,可以纽在当年人们的大布衫的前襟布扣上。如果穿西服就直接用别针。

次日,在“纪念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的大会上,有人交给我一只信封,打开是一小札——

西南联大七十年世称办学的奇迹。这奇迹无非是“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继续。这种精神是永远前进的方向。

任继愈 二〇〇七年

任远告诉我,她的父母晚年最常讲的一个字就是“寂寞”。我明白,这是“同道者稀”。(张曼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