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认为，为了使中国数学达到‘没有英雄的境界’，最重要的是要开创属于我们自己的研究领域，创立自己的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中科院院士郭雷说，“比如，1976年，年近花甲的吴文俊敏锐地觉察到计算机具有极大发展潜力，认为其作为新的工具必将大范围地介入到数学研究中来，于是义无反顾地中断了自己熟悉的拓扑学研究，开始攀越学术生涯的第二座高峰——数学机械化。”

实现脑力劳动机械化，是吴文俊的理想和追求。“工业时代，主要是体力劳动的机械化，现在是计算机时代，脑力劳动机械化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说，“数学研究机械化是脑力劳动机械化的起点，因为数学表达非常精确严密，叙述简明。我们要打开这个局面。”

1977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从此，完全由中国人开拓的一条数学道路铺展在世人面前。

数十年间，吴文俊不仅提出了“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吴方法”“吴中心”，更形成了“吴学派”。这一近代数学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开创的新领域，吸引了各国数学家前来学习。

“外国人搞的我就不搞，外国人不搞的我就搞，这是我的基本原则”

在同事、朋友和学生们的印象中，开朗爱笑的吴文俊很少发火。但有一次他真的是“发火”了！

那是在吴文俊从事数学机械化研究初期，他的研究方向受到不少人的质疑和反对，被认为是“旁门左道”。一次，一位资深数学家当面质问他：“外国人搞机器证明都是用数理逻辑，你怎么不用数理逻辑？”吴文俊激动地回答：“外国人搞的我就不搞，外国人不搞的我就搞！这是我的基本原则：不能跟外国人屁股走。”

吴文俊之所以能在数学研究中取得一系列杰出成就，正是因为他始终保持着这样的创新激情。“吴先生认为，创新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学术生命是应该能够终身保持的。”郭雷说。

是的，创新和对新事物的好奇与探索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吴文俊也正是这样以身示范的。

上世纪70年代，年近六十的吴文俊决定开始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他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尝尽了在微机上操作的甘苦。“那时计算机的操作可不像现在的计算机这么简单方便。”吴文俊曾说。

在利用HP—1000计算机进行研究的那段时间内，吴文俊的工作日程每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清早，他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之后便八九个小时不间断工作；下午5点钟左右，他步行回家吃饭，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到傍晚7点钟左右，他又到机房工作。有时候他甚至午夜之后才回家休息，清晨又回到机房。为了节省时间，当时他节制业余爱好，读小说也只读短篇，怕长篇误事，耽搁时间。

“不为获奖而工作，应为工作而获奖”

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吴尽昭是吴文俊的学生，在他印象里，老师虽成就斐然，但始终淡泊名利。

“先生常对我们说，‘不为获奖而工作，应为工作而获奖。’这正是先生长久以来对待奖项荣誉的态度。读博期间到先生家里学习拜访，满室书卷是先生家里最大的特色，从没见过任何奖杯奖状被摆放出来。”吴尽昭说，“他不肯从数百万的巨额奖金中拿出一部分改善生活条件，却用来开展自主选题的研究，支持优秀项目。”

“吴先生衣着朴素，谈吐随和。”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李廉谈起吴文俊给自己留下的印象：“上世纪80年代末，吴先生随政协考察团来甘肃，大约8月底，天气还比较热，吴先生一身短裤短衬衣，背了一个很普通的挎包，一个人从下榻的宾馆走到兰州大学来找我，令我十分惊讶又感慨万分……在吴先生身上，我真正领会了如何去做一个纯粹的人的道理。”

郭雷对此也印象深刻：“多年来，每次到吴先生家拜访都发现客厅陈设依旧，十分简朴。在我眼里，吴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

“搞学术研究要有发展眼光、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

吴文俊之所以能达到很高的学术境界，除了他具有强烈的创新激情外，还源于他兴趣广泛，始终保持一颗纯净的心灵。吴文俊被老伴儿笑称“贪玩”，活力不亚于年轻人。

有一次，吴文俊和同事们一起去香港参加学术研讨。活动间隙，已年逾古稀的他竟然自己偷偷溜去游乐园坐过山车，还玩得不亦乐乎。还有一次在澳大利亚，吴老“顽皮”地将蟒蛇缠在脖子上，吓得旁人纷纷后退，直冒冷汗。

生前，每当提起这两次经历，吴老说只是觉得好玩、好奇，自己也想试试。

工作之余，吴文俊还有很多“时髦”的爱好，比如看看围棋比赛，去小店喝喝咖啡，到影院看看电影，读读历史小说。

吴文俊说，读历史书籍、看历史影片，帮助了他的学术研究；看围棋比赛，更培养了他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别看围棋中的小小棋子，每个棋子下到哪儿都至关重要，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我们搞学术研究也是这样，要有发展眼光、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这样才能出大成果。”

“吴先生虽然兴趣广泛，但他认为，为了把研究目标搞清楚，就得有所牺牲。他是通过对有些方面‘不求甚解’，省出时间来，对某些方面求其甚解、理解得比所有人都深入。”郭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