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烦恼有时让“舅舅”也束手无策

九年中，汶川重建工作渐渐完成，李太山所在的《见证》栏目从央视一套综合频道转到十二套社会与法频道，人员更替，“国家DV队”却基本未再着力去做回访，集体作战只能改为李太山“一个人的战斗”。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单人单机前往汶川，看看王光强一家怎么样了。最短的一次10天，最长的一次去了40天。其中，“拍摄的时间少，陪伴的时间多，”三个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爬山露营，每次爬山，空手的李太山都要摔无数个跟头，被兄弟俩嘲笑。但山顶那些有关少年趣事、人生经验的闲聊，却成了兄弟俩最美好的回忆。

李太山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他说：“这样的拍摄当然不是力气活，我本来就是山里孩子，小时候有哥哥姐姐的陪伴，淘气的时候，一样要被父母‘混合双打’，每一次去到汶川，都让我跟着他们再次经历少年时代。”久而久之，拍摄者和被拍摄者成了亲人，王光强兄弟称李太山为“舅舅”。因为在保留了一些母系社会习惯的羌族，“舅舅”这个称谓比“叔叔”要亲许多。

分离的时间，双方就靠书信交流。成长的烦恼有时让“舅舅”也束手无策，“他们写信问我读书有什么用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看到身边的同学玩伴纷纷辍学时，我也不知道怎样去劝慰。他们能得到的教育资源仍然很贫乏，城乡之间巨大的落差也不可能因为地震后的重建而弥合……”现实生活依然艰难，舅舅只能陪伴山里的兄弟经历沟沟坎坎。

如今，两个孩子双双考入了大学。哥哥王光强在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播音主持系读大三，弟弟王光成在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美声系读大一。而他们的小伙伴90%在打工，有人当服务员，有人开挖掘机，还有的就在寨子里面闲逛。

不是残酷青春片

而是中国版的《少年时代》

当然，这样断续的拍摄方式也错过了许多“戏剧性”的场景，比如，灾后王光强一家的临时过渡房着了火，片甲不存；王光强没考上理想的高中；王光成在高考前摔断了门牙……所以最终的《汶川的孩子》不是残酷的青春片，也不是冲突激烈跌宕的故事片。李太山把《汶川的孩子》定义为中国版的《少年时代》，“记录的是中国的变化，讲述的是中国山村孩子的成长烦恼。”在他的预想中，这部纪录片原本应该这样结尾：王光强站在婚礼或者舞台中央做主持，光成受邀歌唱表演。

但现实中，光强的生活走向已经有所不同。高中毕业的暑假，他跟随母亲到萝卜寨附近的水墨风景区摆摊卖山货，一个月下来赚回了自己的学费——1.9万元。受到启发，大学期间他与人合伙开办了贸易公司，在微店上卖菌类、牦牛肉干等家乡土产，生意不错，目前小有盈余，不但挣出了自己的学费，还时不时能给弟弟一些生活费。对于自己的未来，他计划，“毕业后，我会继续经营微店，未来在成都发展。”

对于这样的“意外”，李太山很平静，“我只想看看他们会成为怎样的人，这是他们生命自然流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