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法院立案难题，保障诉权，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立案登记制改革要求，这项措施已落地两年。5月18日，最高法院通报全国法院两年来立案登记制改革情况，称“有案不立、有诉不理、拖延立案、抬高门槛问题基本根除，基本解决立案难问题”。

为此作出注脚的是，实行立案登记制度后，法院受案数量井喷：2015年5月1日至2017年3月，全国法院登记立案数量超过3100万件，同比上升33.92%；当场立案率超过95%。

尽管很多人都将司法救济视为最后的救济渠道，但毋庸讳言，寻求司法救济又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立案登记制”推行之前，立案庭的角色更接近于法院的“守门人”，公民寻求司法救济要受到司法权的实质审查。现在看来，在司法实践中沿袭多年的实质审查，超越了它应有的程序性价值，也拉远了民众与司法的距离。

立案登记制意味着法院对于原告的起诉，只履行形式意义上的“登记”，而不再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审查。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的一种，司法救济可视为国家为公民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诉权，本不应仰仗司法权的许可或恩赐才能实现。

在理论上，权力本就应该是一种为权利的行使所提供的服务。法院应为民而存在，公众的诉权是裁判权的基石和源泉。开启司法之门，使民众更容易接近司法，并获得适时适当的司法保护，从而在司法的起点上就获得平等的保护，这是国家法上的义务，是司法机关不可推卸的担当。法院立案“审查”到“登记”，从“准许”到“服务”，就是司法这个公共产品回归本源的过程。

立案登记制带来诉讼爆炸，本在意料之中。这一改革的价值指向，就是要借助于降低立案门槛，便利民众寻求司法救济。据最高法院近日披露的立案数据显示，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均有一半以上的增幅，而民事案件立案增幅则相对较少。这恰恰说明了，过去的“立案难”，难就难在“民告官”。立案登记制通过制度的形式，为法院抵御地方党政机关对立案的不当干扰提供了“尚方宝剑”。

当然，因法院受案数量井喷，人案矛盾加剧、滥用诉权现象突出等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也恰恰说明，司法体制改革是系统性改革，“单兵突进”的立案登记制不可避免要承受种种压力，如果立案登记制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惩治恶意诉讼机制、从立案到审理的繁简分流机制等同步推进，法院的诉讼服务水平也必将得到整体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