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打工的塘山村老乡一起聚会

四

两年前，被藤椅厂老板赶出来时，陈德才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在厂里慢吞吞地搬东西时，老板冲他喊，“没用”。

他和老婆在工业区转了一圈又一圈，没有工厂再愿意收留这对年过花甲的打工夫妻了。前年，老两口终于回到了落满灰尘的老屋。

陈德才在村里遇到了很多返乡的中老年人，人数一年比一年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称，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其中，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85万人，比上年减少157万人，下降1.1％。

这些中老年返乡农民工最常说的词是迷茫，“回到村里不知道能干什么。”

“搞养殖？你有经验吗？”

“卖蔬菜水果？你了解市场吗？有技术吗？土地流转有资源吗？”

李伟也加入了这些讨论，他最终选择重操旧业——屠夫。

“我真的很怕很怕风险。”这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一脸忧愁地说，“如果养猪养牛市场不好呢？如果搞种植天气不好影响收成呢？”他说，自己每想到一个念头，就会迅速打消，思来想去，他挑了所谓“最稳当的工作”。

这种感觉让他觉得陌生，十几年前出门时，他满心壮志，他想着干大事，学技术，挣大钱。如今回来时，这些豪气万丈的声音仿佛跟假话似的。

一直到前些日子，县里组织的扶贫培训项目才让他重新得到机遇，他放下屠夫的工作，去学习电路知识，预备学成后换个收入更高的工作。每天夜里他从不迟到，听课的人中，塘山村的这批中年人占了快三分之一。

同村的徐建峰很早就意识到打工并不长久，10多年前，早早学会了开卡车。一度，在工地开车的他以为自己触摸到了机会。当地招聘公交车司机，关键要求写得很醒目，驾龄超过20年。

可应聘时，对方只说了一句，“外地驾驶员不要”。

他开始攒钱，打算凑够了钱就买辆车回到黔西南州跑运输生意。几年后，他的车有了，高速公路上的货车越来越多，油价也涨起来了，运输生鲜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徐建峰把车从市里开回了县城，发现还是没有太多可干的活儿，满城都是搞运输的农民工，“在外面打过工还有驾照的，几乎都在干这个”。最终，这辆车被开回了塘山村空荡荡的新房。

他还听说，有同村的人昔日在深圳的制鞋厂干了几年，回来后在隔壁镇上开了鞋店，十几年间生意火爆。可最近几年，互联网席卷而来，实体店铺生意越来越难做。

“兜兜转转还是这样，改变命运真的那么难吗？”徐建峰喃喃道。

这句话，杨剑深有同感。他在深圳做生意破产后，带着仅剩的积蓄回到老婆家，试图在当地开办广告公司，可真当他进入市场才发现，凯里市在2000年就有了大大小小60多家广告公司，市场竞争激烈，他在本地无依无靠，支撑了三年，还是关门了。

他觉得自己在凯里被打回了原形，“你以为自己懂了很多，积累了很多，其实你还是一无所有。”

只有丁成松的生活看起来稳当得一成不变。他牢牢地守着那3亩租来的土地。尽管，剔除掉成本和租金，他几乎一年剩不下什么钱，可他还是觉得，“至少一家人不会饿死”。

这个居住在村里最偏僻一隅的男人拒绝异地扶贫搬迁。面对扶贫干部多次劝说，他态度坚决，“去了城市，你连葱葱蒜蒜都要买，说是可以打工，可身体不好打什么工，做不了工，只能在床上等着饿死吗？”

他已经不再向往外面的世界了。“一天都要坐着，要吃好几次药，哪里要我们？”他默默地说，“只有土地不会离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