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变迁——祖孙三代在母校留影

今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举行65周年校庆大会，王颖昕作为本科生代表发言。“我是家中第三代法大人，我的姥爷和我爸爸同样都毕业于政法大学。”除了亲情之外，一家人也被另一重校友的身份所连结。

彼时，坐在观众席上的郭树松一边鼓掌一边回忆起初进法大校门的情形。1963年秋，他带着和父亲到信用社贷的12块钱，揣着录取通知书，走了10里路到县里，又从县里坐汽车到保定，从保定坐火车辗转进京。终于到达了坐落在北京西郊学院路的北京政法学院，郭树松走进校门，望着高耸的六层高砖混教学楼，雕花拱门尤觉气派，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走路不会超过5分钟，而学校周围是大片的庄稼和荒地。6个班二百多人挤在一间教室听课，鸦雀无声。

郭树松回忆，当年学校只有一间容纳一百多人的阅览室，同学们在此可以借阅一些其他院校的教材，一本教材全班轮流着传阅。“那时民国时期的法律已被完全废除，新的法律体系还未建立，我们的法学专业课只是以理论学习为主。”郭树松说，1963年的法大虽说设施简朴，但是也打开了学子们法学的视野和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期冀。

到了1987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新校区在这一年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那年8月的一个早晨，19岁的王振力来到昌平区新建的校区作为新生报到。

站在校门口，王振力看到的是一片仍在开工建设的工地，只有两三栋教学楼和一栋“梅园”宿舍楼，放眼望去，一抹晨曦在中国政法大学的牌匾周遭镶嵌了一缕金边。那场景正好像彼时的中国，市场经济呼之欲出，法治建设轮廓初现。这一点从当时的课程设置上也能看出个大概：1987年，法大设置了政治学、法学两个专业，共有4个系，课程设置上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已经与现在相似，也有各种各样的选修课。当时给王振力上课的老师如江平、舒国滢等现在已经多成为中国的法学泰斗。

而作为家里的宠儿，第三代人王颖昕高考填志愿时，在究竟要不要女承父业这个问题上，起初让全家有点纠结。“上网查到分数时是晚上12点，我爸和我讨论志愿到了凌晨两三点，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一来二去还是被第二志愿中国政法大学录取。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法三代’。”2014年秋天，王振力和妻子送女儿去学校报到，而舅舅则开着车带着姥爷、姥姥等亲戚前往北京，车里装满了王颖昕的行李。到达学校后，一家三代“校友”在“中国政法大学”牌匾前拍了一张照片。

在大学包分配的年代，郭树松、王振力都被分配到邯郸市政法系统工作。和父辈、祖辈不同，王颖昕从一进大学就给自己个人职业做了相应的规划。“大一、大二好好学习专业，参加社团和讲座，大三开始准备司法考试还有研究生考试。”从姥爷到父亲，都很支持孩子考研，姥爷郭树松和父亲王振力都认为， “读这个专业，研究生学历，才可能找到个比较好的工作。我们上两代从没像现在竞争激烈。”

掌声又一次响起。郭树松被外孙女精彩的演讲从碎片的回忆中唤醒。几番寒暑，际遇变迁，半个多世纪里，一家三代人走进同一所大学，而那不同时空里的三次高考，将永远定格在记忆中，成为联系一个家庭命运的特殊纽带。（记者 刘旭 李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