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善于进行“文化结合”的优良传统

从世界文化史、学术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文化或学术要经历“文化结合”，总是要以逐渐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为基本取向的。如果没有这个取向，那就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文化结合”，有的只是单纯依赖或一味模仿，即通常所谓的附庸状况。当我们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或学术正在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时，总是同时意味着它能够在特定的转折点上使外来的东西被融合在自主的立场中，否则就只能意味着它自身的消逝瓦解，意味着它根本无力承受“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

中国学术的复兴有赖于它成功地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而中华民族的历史表明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经受这种锻炼的巨大考验。中国化的佛教就是这样一个辉煌的范例。在这个“文化结合”的范例中，一方面需要广泛地对外学习，即引进、翻译、传播和愈益深入的研究（以玄奘为代表）；另一方面则需要使之大规模地中国化，即根据自身的真实需要使之适应中华民族精神（以慧能为代表）。这一进程的成就是如此之高，正如梁启超所盛赞的那样，它在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学习能力的同时，体现出中华民族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原创能力。

作为我们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能不以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为基础。因此，这一构建任务一方面是容受性的，即广泛地对外学习；另一方面又必须及时地为自主的原创作准备，即逐渐摆脱学徒状态。其中的关键在于：要使学来的东西经过思考和批判成为自己的东西，就像外部的食物必须被消化和吸收后才能增益我们的肌体一样。就此而言，“学”和“思”是相当不同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就像接受外部的食物，而“思”则如同进行消化和吸收。如果说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我们在对外学习方面的成绩颇为可观，那么，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在继续“学”的同时，突出地强调“思”的意义和重要性。真正的“思”是以批判性为主要特征的，而批判性又必然以自主意识为前提。只有当批判的思想在学术活动中普遍起作用时，中国学术才将表明自身不仅是“有学问的”，而且是“有头脑的”。进而言之，只有当中国学术在其特定的转折点上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它才会通过摆脱先前的学徒状态而赋予这一学徒状态以积极的意义：中国学术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不是无价值的，由此而收获的一切都将成为一种使自身壮大起来的酝酿和积累。

形成自我主张必须深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

虽说中国学术的学徒状态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也意味着中国学术的不成熟。这种不成熟表现为学术上的外部依赖和单纯模仿，因而习惯于采取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仅仅知道一般的抽象原则，并且总是把抽象原则强加到自己身上。举例来说，在中国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把来自俄国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当作一般原则，然后又把这一原则强加给中国革命的实践，其结果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惨痛失败。在这里，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错了还是俄国的经验错了？都不是。错在一些人的教条主义。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由于在学徒状态中习惯于因循和依傍，当今中国的学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教条主要来自西方学术。对于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要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必须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这就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深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主导的思维方式应以揭示中国社会现实为基本取向。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可以有多重规定，但其中最为根本的规定必然是：深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总结中国经验、解答中国问题、发展中国道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能仅仅从西方学术中摭拾一些抽象的原则并以此来裁夺中国的问题、经验和道路。虽然局限于此的学术研究看似有很高深的原理和推论，但它却从未同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照过面，从未同中国社会现实的真正内容打过交道。

既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把握中国的社会现实为枢轴，那么，在其构建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把握社会现实是一个极高的理论和学术要求，因为“现实”并不像“事实”那样仅仅是单纯的“实存”（即可以通过知觉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把握社会现实意味着把握“实存”中的本质、把握一种必然性。第二，把握中国的社会现实必然包含把握当今中国与整个世界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但把握这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联系与抽象的“世界眼光”并不相同，抽象的“世界眼光”会抹杀特定的社会现实。第三，当社会现实成为学术的主题，当这样的主题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拱心石时，马克思主义对学术研究的指导意义就会充分凸显出来。因为没有哪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以如此明确、彻底的方式，一方面将社会——历史的现实提升为理论的主旨，另一方面又通过其全部理论活动为把握社会现实的学术研究开辟道路、提供方法论。

总而言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这项任务意味着中国学术需要摆脱学徒状态并形成自我主张，而中国学术形成自我主张又是以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为阶梯、以把握中国的社会现实为依归的。这一学术上的重要转折正在我们眼前出现，正在中国学术的各个领域活跃地表现出来；这一意义深远的转折并不是人们可以主观期许的，而是由特定的时代状况所决定的，由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实践所决定的。正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学术终于迎来这个决定性的转折。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这决定了中国学术必须也必然要形成自我主张。当前，中华民族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正在开辟出一个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也正是这个伟大时代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使命赋予当代中国学术界。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完成这一使命既是任务、也是考验。当我们能够真正承担起这项重大任务并经受这一艰巨考验时，中国学术才能扎根于中国大地，迎来它的枝叶欣荣和繁花盛开。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