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前任苏富比亚洲区主席朱汤生（Julian Thompson，中）于香港成立亚洲办事处并于文华酒店举行首场拍卖会，那是香港当时唯一国际拍卖行，公司当时只有员工三名。

在看惯了今天风风火火的艺术市场，很难让人想象艺术市场也曾有非常低迷的时期。佳士得中国瓷器及工艺品部主管曾志芬在1992年进入伦敦佳士得时，正赶上市场最困难的阶段。“90年代初佳士得已经是第三次裁员了。”曾志芬告诉记者：“在93年的春天，那个时候所有人的脸都是拉长的。虽然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历过八十年代末的辉煌，拍过梵高，纪录一次次被刷新。然而到了90年代初却出现非常难熬的局面……后来慢慢能有所缓解，完全有赖于亚洲，特别是香港市场的发展。”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中国，曾志芬也于同年来到香港佳士得。回忆起初到香港时的情景，曾志芬说：“97年赶上香港回归，那时候市场里资金比较充裕，但因为政治、经济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观望的情绪很浓。年底又遇到亚洲金融风暴，所以在当年的拍卖会中，现场虽然人很多，可没有人举牌，大家都没心情，导致很多拍品流标，情况非常凄惨。”

1986年，佳士得在香港首次举办了拍卖会，图为当时的拍卖图录。

2000年，清乾隆粉彩花蝶纹如意耳尊以3，300万港元成交，刷新了当时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

1997-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横扫过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中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但香港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惊险地保住了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此消彼长之下，香港位于东亚地理中心，自由港和高效法制社会的优势逐渐突显，两大拍卖巨头佳士得和苏富比也在1999年和2001年先后将亚洲总部从台湾移至香港， 此后，香港开始成为辐射全亚洲的拍卖中心。

虽然中心地位逐渐明确，但香港的二级市场并未因此而有所起色。“1998至2002年香港艺术品二级市场仍在灰暗前行，真正的拐点出现在2003年的SARS结束之后。”曾志芬回忆道：“2003年的春拍因为SARS由4月延期到7月，非典结束后很多人跑来看预展，包括很多从内地来的新客人，似乎大家都有种坐牢后被放出去的感觉，此后，艺术市场就一路昂扬向上。”

2006年，张永珍以1.51亿港元，拍下胞兄兼名收藏家张宗宪的清乾隆御製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引起香港全城热话。

对于2003年的“拐点说”，佳士得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国际董事张丁元同样表示认可。2004年，佳士得提出打造香港为“亚洲艺术交易中心”的概念，同年张丁元由台湾赴港坐镇。对于当时佳士得为什么会认为香港有条件被打造成“亚洲艺术交易中心”？ 张丁元认为，“当时的亚洲，不管是中国或亚洲艺术市场都很明显有一种比较稳定的成长，而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便是想一步一步来整合亚洲艺术资源，因为当时亚洲艺术史是独立的，但它的价值却没有被市场认定。”他觉得反而有三件危机造就了香港“亚洲艺术品交易中心”的地位：911，非典及金融风暴。“拍卖市场跟现况市场是相反的，有一个现象是，成熟的艺术市场遇到了这个短期性问题的时候，不少人都知道很多东西是低估的，所以或者最好的东西，然后最便宜的价格买入，当很多人都这样想时，拍卖市场反而是上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