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仅以上海而言,中外友好、互相援助、共同抗敌的故事就不胜枚举。例如,上海人民在战时救助了至少2.5万名欧洲犹太难民,数量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同时期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被人称为“上海方舟”。与此同时,犹太难民和在华犹太人也采取各种措施支持中国抗日。上海犹太难民医生罗生特和傅莱分别参加新四军和八路军,投身抗战前线。犹太记者汉斯·希伯积极报道中国,特别是中共领导下人民军队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最后不幸牺牲,血洒中华大地。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保护了30多万中国人,被称为“中国之友”,其创立的战时平民保护模式于1949年8月被列入《日内瓦第四公约》。

又如,1932年4月韩国义士尹奉吉用炸弹炸毙“一二八”战役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炸伤一批在沪的日本军政要员。当时,中国军民正处于战役失败的阴影中。这一事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也在心理上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而上海作为韩国临时政府长期所在地,也给韩国独立运动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再如,作为近代上海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西文报纸,《字林西报》在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赞扬中国抗战“为人类文明增添了光芒”,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予以赞美,对日军的法西斯暴行予以谴责,体现了当时国际友人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

此外,中国方面还在上海积极开展情报工作,为盟国提供各种重要信息。仅以中国和苏联特别合作机构——“技术研究所”上海组为例,1938年底就至少截获日方20份重要军政文件。中共情报人员还提供了有关德国即将入侵苏联的确切情报。

这样的历史故事还有许多,如中国远征军、美国飞虎队、苏联援华支援航空队、欧洲来华的国际纵队“西班牙医生”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初步形成的背景下,1941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主持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举行。会上,不仅朝鲜、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等东方民族参加,而且犹太民族也作为东方被压迫民族之一应邀派代表与会,甚至还邀请了日本的反战人士。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反抗法西斯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这些历史上的共同经历足以给世人以启迪和昭示。但也要看到,集体的共同记忆从来都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而与现实的导向密不可分。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记忆是需要现实引导的、强化的。历史不应该被忘记,但有时常常遭到人为的遮蔽。例如,有些国家对二战时期侵略和屠杀的历史不肯承认,不予以深刻反思,反过来一味将自己塑造成战争的受害者与和平的倡导者。由此,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防止有意歪曲和篡改历史记忆的反记忆现象,让某些历史记忆成为世界人民共同汲取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通过建立一些记忆载体,如设立纪念日、纪念碑、历史公园、纪念馆等,让中外人民之间友好互助的故事得以传承和发扬,并最终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两个重大纪念日的设立,不仅有助于国人牢记历史教训、不忘苦难经历,有助于让那段不屈抗争的历史成为民族集体记忆和民族复兴的力量之源,而且有助于中外人士重温共同抗击法西斯暴行,维护人类文明、和平和正义的艰难岁月,从而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

又如,一些纪念馆的设立,不仅成为铭记历史的记忆空间,而且演化为增进中外友好的重要纽带。几乎每位以色列和韩国领导人到访上海,都会前往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参观,述往思来,为国家间关系的现实发展不断注入历史的正能量。

我们还应该通过共同撰写历史教科书、联合举办历史专题展览、联合拍摄影视作品、联合开展主题美术创作、建立公共网站、开展中国抗战故事外译工程等,将中国人民的抗战记忆转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二战记忆,使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真正达至合为一体。但毋庸讳言,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是,当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屠杀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共同的文化记忆,而在中国发生的南京大屠杀,相对来说只是成了我们民族内部的记忆。这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