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不顾北宋政治斗争中祭起“祖宗家法”来打击政敌的惯常做法，不顾文彦博对宋神宗“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的告诫，毅然指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不过，“祖宗不足法”的主张，乃是建立在制度因革的辩证关系基础上。祖宗之法不足守，并非要完全抛弃祖宗之法，而是不必墨守祖宗之成宪。其实，在是否需要改革的原则上，保守派和改革派并未有实质性分歧。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改革方案，考虑的是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他承认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但改革需要具备各方面条件，否则反而可能导致垮得更快。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则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矣。”王安石则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觉得自己已经把准了社会弊端的脉，只有抛开各种矛盾往前走才能开出一条路来。他说，“治天下譬如医用药，当知虚实寒热，方虚寒时，纯用乌头附子不患过热”。

抛开对诸如“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思想言论断章取义之曲解，即使针对事实上制度的因循沿袭一面，如果对此过分强调而忽视其创新内容，则无疑会夸大中国制度文化中保守之惰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任何朝代的制度建设皆有其“革故鼎新”一面，都不可能完全因袭前朝。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关“汉承秦制”、“宋承唐制”、“清承明制”等模式化的书写，并不能掩盖后一朝对前朝制度的损益变通。即使在同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出于行政合理化的客观需要，也必须完善制度的自我更新机制，并不断调整制度、建设制度。即如强调恪守“祖宗之法”的北宋，却恰恰是以“防弊”、“矫失”为立国精神的。宋太祖即位赦书中说，“革故鼎新，皇祚初膺于景命；变家为国，鸿恩宜被于寰区”。“防弊”、“矫失”，就是在行政理性化驱使下制度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本身已经成为“祖宗之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制度具有高度的历史延续性，制度文化中强调相因也就有了必然性与必要性。元代史学家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其所考制度，重点在于“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其《自序》特别指出，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虽然贯通古今，但是“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所谓理乱兴衰其实是代各有史、互不相因的，而“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唯其如此，制度建设必须有因才有革，因革损益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精神内核。讨论制度必须要博而好古，必须要有跨越朝代的历史坐标，只有“会古酌今”，才能做到“灿然一新”。改制必须托古，这是中国古人的惯性思维。所以，唐人李翰在为杜佑《通典》所作序言中强调“三代之道，百世可师”，提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但是，所有对制度相因相袭特性的强调，都是以随时损益、与时俱进为落脚点的。

斟酌古今 创新发展

因革损益传统给我们的启发是，由于形成于轴心文明时代的经典具有永恒价值，结合时代的特点可以从经典著述中不断翻出新意。但是，这种新意必须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呈现。

马端临一方面强调制度的因循沿袭，同时也指出历史上所有“欲复三代之规”的做法都是徒劳，“以古今异宜故也”。清朝乾隆皇帝在《御制重刻通典序》中也援引《尚书·说命》“学于古训乃有获”的古训，着重强调“为国家者，立纲陈纪，斟酌古今，将期与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只有斟酌古今，才能与治同道，吸收制度文化的内在精神，而不至拘泥于其表面设施。至于对待本朝的祖宗家法如何因革损益，则需要视一定时期内政治与制度的走向而定。“家法”之冠以“祖宗”，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规范继承者的言行，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约束，导致皇帝有时也只能愤愤几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尊重祖宗之法，不等于可以不顾社会变化的现实而一直唱着老调子。否则，就会应了鲁迅针对宋代祖宗家法所说的话，“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历史再三证明，当因循沿袭限制了损益变通，历史就需要寻找新的出口。无论是整体制度的某一方面的变革，还是文化融合带来的新鲜血液，历史总能在艰难转型中实现新的跨越。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