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救人，跟我献血的初衷一致”

在北京，秦增辉再一次看到献血车，他还是没犹豫地上去了。此后他把献血的时间固定在每年的3月和9月。“就是根据说明来的，献全血的时间间隔要达到6个月。时间不到，也献不了，差一分钟也不行。”

与远在老家的母亲想得一样，秦增辉的妻子也担心会伤身体，不支持丈夫去献血。不过一段时间下来，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也就不再排斥。

可能是喝酒的缘故，2014年3月，秦增辉像往常一样去献血，但却被告知不符合捐献全血的标准。了解到可以献成分血，秦增辉留下2-3ml的血样。

工作、回家、献血，秦增辉的生活就这样重复并向前推进着，直到2016年10月，一通告知配型成功的电话打了进来。

“电话那头是骨髓库的，问我现在配型成功同不同意捐献，我说那就捐呗。”秦增辉说，自己当时没有想太多。这个结果跟自己最初选择无偿献血的初衷一致，帮上了需要帮助的人。

在接到第二通确认电话之前，秦增辉把自己决定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情，告诉了在老家待产的妻子。“她问我‘对身体有害吗？’我说没有，就是跟之前献血一样，这次是去救一个人。”妻子便没有再问。

“不知道是心理感应，还是啥，那段时间我妈很敏感总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再去献血，不要去捐骨髓。”秦增辉没有告诉母亲自己的决定。

正式采集前，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秦增辉记得，面试那天自己签了一份捐献意愿承诺。上面有写着一句话：“请不要悔捐，这样会给受捐者造成很大伤害。”他理解，到了这一步，一切都已准备好。包括受捐者那方，也都做好相关治疗，只等自己的造血干细胞。

“如果此时反悔，是对受捐者生命的不负责任。”秦增辉说。

“对于家人，就让它永远成为一个秘密吧”

跟单位请假后，秦增辉住了院，每天做皮下注射动员剂，为采集造血干细胞做准备，回忆那一周在医院的生活，秦增辉说与平时生活无异，“可能就是会比上班闲一点吧。”

2017年3月3日，秦增辉被推进采集室。“两根管子，分别插在我两条胳膊上，一个负责采集，一个负责回输。”整个过程持续了近4个小时。

他坦言，采集过程没有什么感觉，甚至“有点无聊”。后来有人来病房，说自己是大兴区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并颁发了证书。采集结束的第二天，秦增辉便回家正常上班。

讲起这些，秦增辉语气平淡，不时忙活着工作的事情。他说，到目前为止，自己也不知道受捐者是谁。他们之间有且仅有的，就是那封在采集第二天，受捐者托医生送来的感谢信。

信一共两页。信中，双方以“志愿者”和“患者家属”相称。从内容来看，写信的人应该是患者的子女。其父亲2016年8月被确诊患有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配型，就只能依靠药物治疗。然而化疗对身体伤害较大，且复发率高，最后家属听从医生的建议，寻找配型做移植手术。

没想到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便找到合适的配型，且对方也表示愿意捐献。只可惜因为规定，不能当面说一声感谢，便选择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对捐献者的祝福。

秦增辉说，3月份的采集结束之后，对于受捐者移植手术成功与否，如果成功，后续的康复如何，因为相关的要求，自己一概不清楚。他只知道，像这类移植手术，患者术后仍存在复发的风险。自己能做的且希望做到的，就是帮助对方延续生命。

现在的秦增辉每天仍旧忙碌，为生活打拼着。他依旧没有告诉母亲，包括父亲和妹妹，自己曾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事。“他们在农村，也不看什么报道，就让这件事永远成为秘密吧。”

如果碰到下一个病例，秦增辉说自己还是会捐献。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潘佳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