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

《编辑部的故事》

对很多年轻观众而言,知道郑晓龙可能是从那部大热的《甄嬛传》开始,实际上,郑晓龙早有“中国电视剧的巴顿将军”之称。郑晓龙是中国电视剧事业的第一批拓荒人,曾策划组织过多部具有轰动效应的电视剧,如《四世同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执导过《北京人在纽约》《金婚》《甄嬛传》《红高粱》《芈月传》等现象级作品。

郑晓龙自1984年开始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原北京电视制片厂)主管电视剧生产,当了10年副主任之后又当了16年主任,直到2010年辞职。在这近三十年中,他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如第一部长篇室内剧《渴望》、第一部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第一部全程在海外拍摄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同时还培养、提拔了许多人才,冯小刚、赵宝刚等目前活跃在影视圈一线的导演当年都是从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以下简称北视中心)“出发”,一起见证了中国电视剧的黄金时代。

之后,郑晓龙加盟了乐视花儿影视公司,在目前被玄幻、小鲜肉、大ip包围下的中国电视剧市场中,他所执导的《甄嬛传》是近年来口碑最好、影响力最大的一部古装剧。同时,郑晓龙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关注,比如刚播完的《急诊科医生》,就是他又一次执导的现实主义题材都市医疗剧。

《渴望》收视率达90.78%

题材从主旋律落到普通人,播出时犯罪率下降

上世纪19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电影相继进入黄金时代,在电视剧方面,北视中心成为重要创作阵地。在郑晓龙看来,那个时候的创作氛围很纯粹,“电视剧的娱乐性、收视率都不是主要的考量标准。领导重视创作,一再强调,要解放思想。”而中国电视剧上世纪90年代繁荣的标志,就是从北视中心的《渴望》开始的。

1990年,《渴望》播出,成为电视剧历史上的奇迹。这部电视剧播出时“万人空巷”,收视率到了90.78%。公安部还因为“播出期间犯罪率下降”,专门举行了庆功会,对剧组进行表彰。

《渴望》的构想是1989年,郑晓龙与编剧李晓明、王朔、郑万龙在北京北三环边上的蓟门饭店聊出来的。当时大家朴素的出发点是,把关注点从主旋律落到普通人。而故事主角则定位在女性,她善良漂亮,为人正直,任何美德都放她身上,再把磨难都放她身上。李晓明写了19万字的大纲,半年后,50集的剧本出炉。

郑晓龙时任北视中心副主任,他想改变电视剧的生产方式。过去电视剧都像电影一样,拿着单机室外拍摄,进度慢,花钱也多。于是《渴望》改成室内拍摄、同期录音。郑晓龙算了一笔账,《渴望》全剧50集只花了102万元,平均一集2万左右,大大降低了拍摄成本。这种呈现方式,也让观众觉得新鲜。很快,观众被剧中刘慧芳的善良、王沪生的自私、宋大成的憨厚所吸引,标签化到极致的角色塑造,迎合当时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是非判断,以至于当时的婚恋观都受到影响,流传起一句话,叫“娶妻当娶刘慧芳,嫁人当嫁宋大成”。不少女士身上,穿起了刘慧芳的同款上衣,名为“慧芳衫”,这也算是早期的“带货女主”、“明星同款”了。

● 每天第一件事是赶鸟

《渴望》主要室内场景拍摄集中在两个篮球场。棚为漏棚,上面搁着吸音的大包。因为是同期录音,每天早晨全体人员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齐心协力赶鸟。每个星期休息一天,剧组开班车上下班,还定期组织篮球比赛。

《编辑部的故事》险些被毙

葛优一集片酬80元,导演被称“250导演”

《渴望》之后,郑晓龙开始筹备《编辑部的故事》。创作团队主要成员有李晓明、王朔、朱小平、付续文、苏雷、葛小刚等几个人。李冬宝、牛大姐、刘书友这些角色都是在讨论中被大家议论出来的。又讨论出20多个话题,比如“谁主沉浮”、“星星撞地球”等社会上有意思的事。郑晓龙回忆说,在确定下基本方向后,几个人就各自分头开始写剧本。

剧中核心人物“李冬宝”,在剧本策划阶段,郑晓龙就已经有了自己心中的最佳人选。有一次郑晓龙在朋友家吃饭,见到了葛优。因为郑晓龙此前看过葛优演的电影《顽主》,留有很深的印象,他觉得葛优身上有李冬宝那种冷幽默的感觉。郑晓龙一说“编辑部”这个事,葛优立刻就答应了。比起“李冬宝”的选定,“编辑部”的剧本初期进展并不顺利。大家把分头写完的剧本交给郑晓龙,他一看,大家写的风格不一样,王朔写的两集很幽默,有喜剧效果,所以就把王朔定为总编剧,大家都照着王朔写的重写。“因为冯小刚在模仿王朔方面比较像,后来他也加进来。”郑晓龙说,当年主创们的报酬非常“实惠”,王朔每集编剧费100元到150元,葛优单集片酬仅80元,郑晓龙自己的导演片酬每集250元,郑晓龙笑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被叫做‘250导演’。”

比起现在部分明星拍戏有专属房车、特制饮食来,当年的拍戏条件自然差多了。这部剧的主创们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当年过了一个特别热的夏天。排风扇不能开,因为要同期录音。有一段时间只允许在棚里坚持15分钟,因为屋里温度已接近60摄氏度了,再不透口气,哪个人也受不了,机器设备也受不了。就趁着休息赶紧拉闸,大家吃点冰棍,这时候排风扇呜呜呜开始抽,什么时候温度降下来再进去拍。”这种拍摄条件,却并没有影响该剧的质量。

尽管《编辑部的故事》在播出时遇到了险些停播的“插曲”,但在电视剧创作上,郑晓龙一直相信要坚持文艺对现实的干预。“《编辑部的故事》一开始不被很多中老年观众接受,他们会说,这是什么啊?这是编辑部吗?每天不工作,一天到晚地瞎贫。后来中青年观众奔走相告,就把它(的热度)带起来了。”这种口碑得益于该剧在嬉笑怒骂中恰到好处的针砭时弊——几乎都是跟当时的社会民生紧密相关的现实性话题。

● 李瑞环肯定后顺利播出

作为一部针砭时弊的喜剧,《编辑部的故事》在上世纪90年代也显得非常先锋。甚至在播出时险些被毙,其中的一些台词让一些人不能接受,剧拍完就停在那儿了。1992年春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到北视中心视察,于是剧组的主创就在现场问他对《编辑部的故事》的观感。据郑晓龙回忆,李瑞环当时说,自己没看,但是身边的那些年轻人看完了。“李瑞环接着就说,‘打篮球的时候我跟这些年轻人交流,我问他们怎么样,他们说很好,很有意思。我想,这些年轻人的水平应该够高的吧,他们都觉得好的话就应该没有问题。’他这话一说完,这个片子就没有人再说不好,顺利全国播出,还获了不少奖。”